海归心路“成功”与洋文凭

科举制虽然早已灭亡，但它的核心理念千百年来始终没有消失——被中国人庸俗化的“教育改变生活”。同时，一个更大的悖论在等着我们：中国人利用教育（包含国际教育）“上位”的最终结果是成功吗？

在留英海归的校友聚会上，你总能发现英国大学官方笑容可掬地把一些“成功”人士请到台前，向校友、媒体夸赞一番，让“小字辈”的海归艳羡、追捧一番。

这里的“成功”人士的标准一定是功利的：政府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国内大学副校级以上高层、私人公司董事长、上市公司董事、事务所合伙人、全球500强高管、最差也是个某某单位部门总监或主任什么的。

名头大的校友让英国大学脸上有光，日后找中国人捐助一下也有渠道。

约定俗成的“成功”就是以“名头”来区分的。西方人也是这样定义的，所以没有名头的就是nobody（什么都不是）。用心理学家的话说，就是所谓“身份认同”。

“名头”与“身份”把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层，层级高的统治层级低的，基本社会结构几千年来是没有本质变化的。

如此清晰的社会规则，对人的诱惑力很大，特别是对身处恶劣的社会环境、天性又喜欢投机的中国人来说，爬向更高的社会层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如何实现这种“升级”，却有着不同的路径选择。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很早就把教育与社会地位的升迁结合在一起。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对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开始推行的察举制大加赞赏，认为中国人在两千年前就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文官制度。

而所谓察举制的核心，无外乎知识（举秀才）与道德品质（举孝廉）的考核，受教育的程度是其中的重要参考指标。

后来发展起来的科举制，最终确立了教育在社会层级竞争中不可动摇的地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巨变，全靠“读圣贤书”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来实现。

在这样的制度下，从古至今，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是把教育功利化，读书的出发点是“有用”，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能做官，做官能发财。

近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出国留学，尽管还不是主流，但“洋文凭”的诱惑仍然很大，直到现在，“留洋镀金”还是通行的价值观念。

所谓“镀金”当然是依托国外学位找到好工作、得到好的升迁背景、取得好的竞争优势。

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竞争机制下，中国人的“钻营”便愈发无孔不入。为了进入社会阶梯的高点，他们不断挖掘教育的剩余价值。从双语幼儿园到私立贵族小学，从重点中学到重点大学，从美国本科到英国硕士，所有的出发点只有一个：进入社会上层。

科举制虽然名义上早已在一百年前灭亡，但它的核心理念千百年来始终没有消失——被中国人庸俗化的“教育改变生活”。

而与此同时，一个更大的悖论在等着我们：中国人利用教育（包含国际教育）“上位”的最终结果是成功吗？而约定俗成的“成功”就是成功吗？

外在的目的就像一个游戏，你可能会不断地去玩，因为你喜欢它。但在你外在目的完全失败的同时，你的内在目的有可能取得成功。反之，更常见的是外在很富裕，内心却很贫乏。或者如耶稣所说：“赢了全世界，却丢掉了灵魂。”

当然，最终所有的外在目的迟早都会失败，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们受万物的无常规律的限制。尽早地意识到你外在的目的不会给你持久的满足，对你越有利。[1]

我们（当然包括我自己）喜欢外在的、表象的“成功”，那是个没人愿意戳破的肥皂泡，在阳光下呈现出彩虹般的绚丽。

然而实际上，“成功”者对自己的“成功”出言愈发谨慎，甚至连中国首富马云也感叹，自己最大的失误就是建立了阿里巴巴。

为什么？我觉得不是得便宜卖乖，而是“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成功”的代价。

如果你是政府高官，你可能需要全天候的工作状态，直到退休；如果你是企业老板，你肯定没有太多犯错误的机会，每天走在盈利与亏损的分界线上；如果你是华尔街的投行经理，你应该准备好每天睡4个小时的工作强度，而且不靠吸食毒品能让自己第二天充满活力……

喜欢“过把瘾”的中国人，如果知道上述的这些“代价”，你是否还会在中国科举制的道路上不断创新、甚至把洋文凭也吸纳进来呢？

[1]《当下的力量》埃克哈特托利 著 中信出版社 2009年1月 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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