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连载《我是英国文化的“斯诺登”》（17）

巅峰时刻：英国最high的毕业典礼

典礼现场古色古香，时间完全倒流了，仿佛置身于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高高的穹顶，压低了人世的喧嚣；十二盏圆柱形吊灯，照亮了每一张或兴奋或紧张或肃穆的面容。

在礼堂里回响的掌声中，我面对台下那几百双眼睛，长舒了一口气，仿佛站在世界之巅（想起了卡朋特的那首On the Top of the World），几秒钟定格了几年的努力和向往。

论文通过了，我毕业了！高考之后最让我激动的瞬间定格在了2004年12月2日，我参加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毕业典礼。

我西服革履，系好领带，外面罩上预订好的黑色硕士袍（gown），附着橘黄色（硕士专用的颜色）边沿儿的绶带，有些像神职人员，穿梭在哥特式的石制廊柱间，仿佛回到了遥远的中世纪。走到中心草坪时，身边同样装束的同学们个个光彩照人，其中少不了团队的伙伴：Ada、Beny、Brook、Mark都在。回忆起大家共同学习、相互鼓励的岁月，感受这股在国内从未体会到的中国人的团队力量，吟诵着罗伯特?彭斯的《友谊地久天长》：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auld lang syne?

老朋友怎能相忘,

还有往日的时光?

我们拥抱在一起，又拍了合影，高兴得合不拢嘴，这份记忆和友情比学位证书更重要。

作为苏格兰的古老大学之一，格拉斯哥大学的毕业典礼散发着古典的风味。首先是典礼举办地点不同凡响。像毕业仪式这样的重大活动一般都在学校的中心大礼堂——布特礼堂（Bute Hall）举行。1882年乐善好施的布特侯爵（Marquis of Bute）出资修建了这座标志性建筑，并以他的爵位封号命名。

礼堂长30米，宽21米，高23米，圆拱穹顶，有点像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式样。两条长边各有6根蓝灰色科林斯式通天柱，每两个柱顶之间擎起一个长圆尖顶拱门，与相同式样的落地大窗相呼应。礼堂中空，摆放毕业生的坐席，四周拱门与拱窗之间设置上下两层座椅，供参加仪式的学生家长、亲友使用。

教堂正前方，在半高的基座上，像法官席位似地排列着错落有秩的三个高背座椅（像是中国的太师椅），中间一个最高；两侧像陪审团坐席似地排列十几个椅子，并有长桌、围栏隔开。从中间的高背坐席一直到教堂另一端的入口，铺着红色地毯，将毕业生的座椅从中间隔开，留出宽宽的过道，显然是为贵宾准备的。

典礼现场古色古香，时间仿佛倒流，回到了19世界末、20世纪初的苏格兰。高高的穹顶，好像把地面有限的空间无限扩大了，我们的心胸也豁然开朗，人世的喧嚣在这里竟没有了位置。穹顶向下悬着十二盏圆柱形吊灯，照亮了每一张或兴奋或紧张或肃穆的面容。

宽敞的大厅，包容着五湖四海的人流。剧院式排列的座椅挤满了莘莘学子，这些人虽然衣着相近，但年龄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从老人到青年，济济一堂，像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一样，其中还有抱着婴儿的母亲学员。这是一条隐形的学习轨迹——活到老学到老，此言不虚。亲朋故友则坐在二层的围廊后，忙不迭地拍照、录像。

礼堂内的管风琴响起来了，人们纷纷起立，手里捧着一张歌单，高唱圣歌。圣歌我一点都不会，只是跟着哼哼，却不敢怠慢，管风琴的震响回荡在教堂的每一个角落，直接敲到了我的心里。

此时，同样身着大袍的一队人马走上了红地毯。领头的手执一柄权杖（the University Mace），像是十八般兵器中的长柄铁锤。这柄镀银权杖的顶部嵌入了蓝色珐琅，从15世纪6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中间还曾有一段时间因为苏格兰新教改革运动而失落到了法国，但历经500多年，依然银光闪闪。不过大学的权杖并不表示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意味着历史沿革、代代相传，正像格拉斯哥大学校史中的描述：

The buildings and the manner and content of teaching changed over the centuries but there has been a strong, continuous strand since 1451 through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Reformation, the expanded scholarship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nd University Reform in the 19th century. In a sense the greates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since 1945 and even these have not entirely destroyed the old traditions. The University Mace is a symbol of this continuity. [1]

格拉斯哥大学的建筑、风貌、授课内容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变迁，但格大的风骨没有变，跨越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17和18世纪的学术大发展，以及19世纪的大学改革，它还是那样生机盎然、历久弥新。即使是面对1945年以来的巨变，格大的优秀传统仍未被摧垮。格拉斯哥大学的权杖正是这种传承的象征。

开道者身后的一位，穿戴有所不同——身着黑色白边灯芯绒长袍，一垂拖地，如果再戴上顶金冠，一定是教皇了。他是我们的副校长，看来是今天的重头角色了。再往后面，是一些著名教授和系主任，几十号人静静地走到礼堂的最前方，各自坐好，“教皇”端坐中央，开道者等着所有人就位后，双手将权杖横放在桌子上。

歌声停了下来，毕业生就坐。主持仪式的副校长简短致辞后，颁发学位的仪式开始了。

我的心好像还在和着管风琴的余音而共振，手心有些出汗了。念到名字的同学上台，在一片掌声中，走到“教皇”的座位前，此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教皇”手持一顶黑色帽子在毕业生的头上点了一下，握手并说了一声“Congratulations!”（祝贺你）。我如梦初醒，我说怎么没有学位帽呢？原来整个大厅里只有这一顶，在“教皇”手里。那轻轻的一点，真好像是活佛向信徒摸顶一样，是神灵的醍醐灌顶，能否点石成金呢？与此同时，旁边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工作人员将毕业生的绶带整一整，还有一位会递过来一个红色圆筒（硕士是红色的），里面卷着历史上曾经是羊皮书的学位证书。此时，家长、亲友席会应和着发出叫好声。

当年我大学毕业时的典礼非常简陋，全年级一百二十人，只有三套袍子和学士帽，大家借着穿，照相后便匆匆脱下来，递给下一个，鬼鬼祟祟的，总觉得像《围城》中的方鸿渐，借了身行头，拍了照，便算是上过克莱登大学了。在那个20世纪90年代后期，估计国内大部分的大学毕业典礼都差不多，最多只是在学校礼堂“隆重集会”，领导念两个小时的发言稿，毕业生打打瞌睡，然后在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的陪伴下，顺序上台领个证儿，就结束了。

如今才真是过瘾。我目送着前面的同学上台，又是羡慕，又有些急不可耐。摩拳擦掌之际，我转头看见旁边几个苏格兰的女生嘴里默念着什么，好像在祈祷，她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礼堂的最前方，虽然静静地坐在那里，但眼里闪动的光芒仿佛跳动的火焰。

我看见了捧着学位证书从另一侧通道走下高台的Kenneth，这位年逾六旬、花白头发的日本同学目光炯炯，坚定地迈着步子，紧闭的嘴唇却不停地抽搐，牵动了脸上深深的皱纹。我激动地为这位MBA班里最年长的校友使劲鼓掌，Bravo!（好！）台下其他人也被这一幕所感召，掌声愈加热烈，仿佛点燃了导火索，引爆全场。

当我听到自己的名字时，那声音仿佛是从天穹上倾泻下来的，激起心海的波浪，也回响在身边——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校友之间。全场的掌声夹杂着Ada、Beny、Brook、Mark的欢呼声，把我推向了“加冕”的舞台。我的坐席与授学位的高背椅之间不过短短的十几步，这不到十秒的路程却让我经历了4年的跋涉——我的选择，我的挣扎，庆幸没有习惯性地半途而废。

走到台上，站在校长面前，“教皇”先是送来慈祥的微笑，然后拿起拿顶万众瞩目的学位帽，我随即低下头，接受那轻轻的“一点”——对教育，我一直心存敬畏，那是普通人可以维护尊严的唯一阶梯。我闭上双眼，那温柔触碰头顶的瞬间，我感受着教育的抚慰，感受着校长的鼓励——Well done! （你很优秀！）

旁边的老师递给我包裹在红色圆筒中的学位证书。我付出了当时的全部积蓄、心力，外加20斤体重，换来了这个红色“圆筒”，换来了主宰自己的权力，也换来了重新塑造生活的勇气。

在礼堂里回响的掌声中，我面对台下那几百双眼睛，长舒了一口气，仿佛站在世界之巅（想起了卡朋特的那首On the Top of the World），几秒钟定格了几年的努力和向往。

[1]Brown, A.L. and Michael Moss (1996):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1451-1996, published b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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