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留学变成饭碗（下）

英国校代圈这个群体的正能量也是我个人发展的动力所在。这些富有活力和激情的同行在一起聚会、相互借鉴、彼此帮衬的时候，我们回归了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集体主义，从每一次行业内外的交流中，都能感到彼此之间的文化凝聚力。

当留学变成饭碗，对这个误打误撞的新领域，我做了长达十二年的实践与思考。

一向对教育崇拜、敬畏的我，怎么也想象不到，在英国留学的那一年（2003年至2004年）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存状态。

2004年我获得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MBA 学位；

同年拿到了工作许可，进入英国曼泽维尔学院（Motherwell College）工作；

2006年我与留学时的女友（同时也是校友）正式登记结婚；

几年后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担任国际办公室东亚区负责人，并作为发起人之一，会同英国赫瑞瓦特大学、英国邓迪大学、英国班戈大学、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英国罗伯特哥顿大学、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校代同行，联合发起、成立了“海外高校促进会”，并担任第一届峰会的轮值主席；

2014年至2015年，以十几年的经历和观察，完成了自己的第二部书稿《苏格兰的方格子》的创作；

再后来又通过跳槽获得了晋升的机会，出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中国区总监，负责管理的诺大中国办公室是英国大学在华最大的团队之一；

2016年4月以自媒体人的身份正式注册了搜狐公众平台，之后的两三个月内，发表了190篇文章，侧面宣传英国留学，点击量突破340万次，并得到了出版界人士的关注。

幸运的是，我的职场发展得益于在国内本科和国外研究生阶段所学的专业，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尽管经历了体制内外的纠结和挣扎，还有行业转型的代价，我还是觉得，留学英国让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职业选择自由，而且真正站在了中国全球化的前沿！

毋庸置疑，英国校代圈这个群体的正能量也是我个人发展的动力所在。这些富有活力和激情的同行在一起聚会、相互借鉴、彼此帮衬的时候，我们回归了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集体主义，这个开放的空间吸纳了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爱尔兰等国家的校方代表，还有行业内部的教育机构、中介以及合作学校。从每一次行业内外的交流中，都能感到彼此之间的文化凝聚力。

这个集体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是留学行业的官方信息源，是新型业态的发布会，是文化传播的大舞台，是中国教育国际合作的最前沿。

在留英海归的校友聚会上，你总能发现英国大学官方笑容可掬地把一些“成功”人士请到台前，向校友、媒体夸赞一番，让“小字辈”的海归艳羡、追捧一番。

这里的“成功”人士的标准一定是功利的：政府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国内大学副校级以上高层、私人公司董事长、上市公司董事、事务所合伙人、全球500强高管、最差也是个某某单位部门总监或主任什么的。

而在我看来，英国校代同样应该是上述“高大上”人群中的代表人物！

1847年，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荣闳踏上了去美国求学的道路。

1854年，这个美国耶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回到了中国，协助当时的清政府，推行体制内的官商经济（洋务运动的早期模式）和人才培养（早期公派美国留学）。

特别是后者，即成建制留美幼童的派遣，带动了民间留学风潮的兴起，打破了中国原有的传统教育模式，中国人的视野开始摆脱旧体制的约束。

没有西学东渐，没有教育国际化的尝试，就没有当今中国国运的上升势头。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不再有民族危亡的桎梏，但我们的内心还是那样躁动、起伏、甚至惴惴不安。

因为我们西学东渐的旅程还没有结束，我们教育的国际化还没有完成，新的文明因子还没有真正植入到民族的机体之中。

这些当然也是英国校代群体的使命。

教育以及教育的国际化，关乎国运的兴衰，关乎民众的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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