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英国的中国人又非常希望留下来工作,哪怕是相对短暂的一两年,也算给自己的履历补上“海外工作背景”的空缺。当然,更内在的原因是,在英国工作是留英学子的原始冲动,是留学经历的延伸和拓展。
理想经常一天一变,仿佛撕掉的月份牌,每天都是新的。
十三年前的留学,产生了连锁反应,让整天被理想所困的我,正式转行,进入了英国教育圈的职场,而具体到我负责的业务范围,就是留学英国的中国市场。
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就与留学挂钩了。2004年4月,还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MBA时,机缘巧合的一次实习机会,英国继续教育学院(HND类型的学院,相当于国内大专)来面试,我顺利通过了,实习费每月1,000英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人民币13,000元),免税,每周去两次。
那时的心态仍然是玩玩儿,面子上、收入上也比去酒店铺床、中餐馆送外卖、医院扫地强多了。我在留学过程中打工比较少,而且总想走“高端”路线,进入这个学院也似乎有了“厚积薄发”的底气。
至于把英国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我并没有想好。从职场角度,那时候留学生崇尚的是世界五百强,最差也得是进入这个榜单的“世界级”国企吧!十几年前的国内民营企业还没有现在这么“呼风唤雨”,华为、阿里巴巴还只能算是方兴未艾,联想、新东方还在为转型而摸索。
嫌穷爱富的职场,永远是“马后炮”。死心塌地被私营企业主洗脑,真拿到原始股、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豪的,也就是那么屈指可数的个别“死心眼儿”和“一根筋”,稍有“理智”的,一般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弃暗投明”,成为平庸的大多数了。
不过,更加理智的认识是,中国人在英国找“高大上”的工作确实很难。英国“脱欧”以前,我们的对手是匈牙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这些欧盟内部成员;“脱欧”后,更多的是与英国人对阵了。不过,这两种竞争似乎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不折不扣的“国际竞争”。
而与此同时,留学英国的中国人又非常希望留下来工作,哪怕是相对短暂的一两年,也算给自己的履历补上“海外工作背景”的空缺。当然,更内在的原因是,在英国工作是留英学子的原始冲动,是留学经历的延伸和拓展。这个“形而上”的驱动力,直接作用于职业和工作的选择。
留给中国留学生试错、决策的时间并不充裕,拿到当时的工作许可(work permit)必须由雇主向内务部(Home Office)提出申请,还要经过规定时间的工作岗位公示,繁冗的程序可能会耽误申请者留英工作的时机。
从这个角度看,我在英国的第一个工作几乎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很像我当初留学时的功利目的——为了逃避工作瓶颈带来的压力而留学。
进入英国教育的职场,符合我的家庭氛围:父母都曾是老师,为了师道尊严,当然也就相对不太“务实”,对钱不敏感,喜欢别人叫自己“老师”。
不过,与接受英国教育相比,推销英国教育已经从学术问题转化成了商业问题,所学的MBA总算可以用上了。
留学前接触的国企国际化的业务,真好像是为英国的工作做铺垫似的,英语、商务谈判、项目管理、政府关系、市场营销、代理人网络、合作方公关,一应俱全,简直是在英国工作的预演。必须说句公道话,大型国企的机制问题积重难返,但国企平台所创造的广阔的国际化空间,是其他所有制形式无法比拟的。
第一次换工作,彻底走向了国际,连工作地点都移到了英国。虽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行业,但之前六七年国际业务的历练,形成了无缝隙对接,而且越来越接近很多人期望的职业经理人的发展轨迹。
作为全球留学最重要的细分市场,中国留学市场发展了三十多年,2015年达到每年50万人的盘子,相对于1.09亿的中国中产阶层而言,应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个行业的稳定性和前景,相对于疲软的宏观经济来说,几乎可以算作“逆袭”了!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几乎与建国后的历次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同步,所不同的是,关乎意识形态的国内教育领域,始终处于高度行政化的管制之中。留学与中外合作办学成为刺激中国教育加速转型的最好的倒逼机制。
而且,与留学相关的上下游行业的开发潜力,使这个曾经比较封闭、小众的行业,开始在全球产业链中体现出特殊的溢价效应。一个英国大学的国内招生业务所连接的渠道,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内高校(合作办学)、留学中介(代理招生)外,还有国际房地产(租房、买房)、国际金融服务、境外旅游、广告公关、宾馆饭店、国际职业规划(猎头)、企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国际网络教育等众多行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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