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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平陆,一群放学的中学生 (刘宝成/视觉中国)
在很多国家,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往往被认为是loser,但在瑞士不是,接受职业教育同样可以拿高薪水、受人尊重。
在瑞士,15岁的年轻人在初中毕业之后,只有20%的人会选择上普通高中,75%的人会选择职业学校或学徒工作、半工半读。
企业是作为志愿者参与到职业教育体系之中。一个公司现在的学徒,将来不一定留在这家公司工作,它其实也是在为其他公司、全社会培养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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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初中毕业之后,87%的中国学生选择了普通高中。这是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在2016年两会期间透露的数据。
但在瑞士,75%的初中毕业生的首选是职业中学。仅820万人口的瑞士,人均GDp超过8万美元(2014年IMF数据),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瑞士这个既有普通高中也有职业中学的“双轨制教育体系”,最早可溯源于一百多年前的学徒制。通过师徒相授的方式,那些只能意会的制造知识得以传承下来,并造就了高水准的“瑞士制造”——钟表、精密机床等。
学徒制在近代转身为企业、高校、社会各界协作的职业教育体系。受惠于此,瑞士的年轻人早早开始探索个人的兴趣、潜质,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自由切换。自愿提供学徒岗位的企业,在为行业培养新人的同时,也不断吸纳年轻人的创意、创新能力;职校在政府资助的基础职业教育之外,在继续教育阶段延续着终身学习的理念。
“双轨制教育体系”能否复制?它是如何发挥社会协作的力量,使瑞士的制造业获得竞争优势的?
1“不上大学,也可以找到好工作”2015年2月末,瑞士首都伯尔尼,在当地最大的一所职业教育学校WKS的教室里,一名穿着红色pOLO衫、牛仔裤的男老师,正在上一堂有关税务的课程。投影仪将他用记号笔标注的教材内容投到墙壁上,下面四排座位上散坐着12名肤色各异的学生,分别来自秘书、文员、市场、汽修、建筑工程等不同学徒工作岗位。
当地初中毕业生,找到学徒岗位之后,就可以申请在该校就读,学生不用支付学费,全部由政府承担。瑞士平均每年75%的毕业生会选择这类职业学校、半工半读。
对15岁的年轻人来说,要找到一份学徒工作并不容易。课堂上一名女学生蒂娜赫瑞(Tina Heriot)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们一般在网上投简历、面试,成功率大概为1/14。
如果初中毕业时没找到工作,还可以有一年缓冲期。如果在职业学校就读期间,因为个人或公司原因终止学徒合同,学校可以再给3个月时间寻找下一份工作,如果3个月内还是找不到,就必须离校。这看起来有些残酷。
蒂娜赫瑞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如果因为害怕竞争、担心找不到工作而选择普通高中、大学学习,意味着大学毕业之后你面临的竞争会更激烈,因为你完全没有工作经验。
选择职业中学的另一个好处是,学徒工作岗位可以拿700-1300瑞郎(相当于4600元到8500元人民币)不等的月薪。这些钱无法自给自足,但可以支付基本的生活费用。
在WKS上学的前两年,学生们每周有两天在学校上课,学习语言、数学等基础知识,三天在公司上班、学习职业技能;第三年则每周一天上学、四天上班。为了更接地气,WKS的老师很多是由行业人士兼职,课程设置也紧跟行业变化发展,每5年邀请行业人士参与评估、调整一次。
要同时兼顾学业和工作,教室里的同学都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职业学校的考核指标中,学校理论知识学习和在企业学习工作情况各占50%,如果有考试未通过或者学徒期导师不认可,则面临补考、降级(多学一年),或者拿不到毕业证。
瑞士国家教育、科研与创新秘书处传播负责人丹尼尔杜特韦勒(Daniel Duttweiler)的太太,15岁时一腔热情选择了售书员的学徒工作,其间她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于是决定上大学,最后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学位。
对15岁的初中毕业生来说,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并非一个艰难的选择,家人通常会给出一些建议,但不会干涉太多,因为这一选择并不意味着人生分水岭。到了18-19岁、高中/职业中学毕业后,他们还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继续选择。
普通高中毕业之后,你既可以工作,也可以上一类大学,还可以在工作满一年后申请应用技术大学;而那些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可以转向全职工作,也可以申请应用技术类大学,进而还可以申请一类大学。一类大学和应用技术类大学之间,还可以继续双向选择。
“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70%拿的是职业教育文凭。”瑞士联邦教育、科研与创新秘书处的国务秘书莫罗迪安伯罗乔(Mauro Dell’Ambrogio)说。
在很多国家,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往往被认为是loser,但在瑞士不是,接受职业教育同样可以拿高薪水、受人尊重。以莫罗迪安伯罗乔的两个孩子为例,其中一个在初中毕业后选择了职业教育,4年学徒之后再上应用技术类大学,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另一个孩子选择的是普通高中、大学的路径,成为一名教授。莫罗笑称,建筑师的薪水比教授要高哦。
瑞士国家教育、科研与创新秘书处提供的数据显示,瑞士年轻人拿一类大学(Tier-one University)文凭的占比20%,拿应用技术类大学文凭的占比15%,55%的年轻人拿的是职业教育文凭。按照2015年的统计数据,瑞士的失业率仅为3.8%,在欧洲国家中最低。
“不上大学,也可以找到好工作。”WKS KV Bildung的CEO皮特凯撒(peter Kaeser)坚信这一点。
职业教育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和终身学习的基础,它更加贴近劳动力市场,减少了年轻人的失业率,提高了社会竞争力、创新能力,同时为企业提供了不同级别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当然,这类职业教育并不仅仅是让年轻人找到一份工作,毕业也并不意味着职业教育到此为止。除了免费的基础职业教育部分,WKS还有收费的高等继续职业教育部分,以“终身学习”为理念,主要面向有一定行业经验的职场人士,年龄从22-50岁不等,课程通常设在晚上或者周末,最后通过高等职业教育考试获得相应文凭。
据皮特凯撒介绍,企业通常都很支持这类继续教育学习,70%的雇主还会为员工支付相关考试费用。
2为何难以复制作为校方代表,皮特凯撒认为,离开企业,双轨制教育就无法达成。
通常,企业作为志愿者参与职业教育体系之中。一个公司现在的学徒,将来不一定留在这家公司工作,这其实也是在为其他公司、全社会培养学徒。
国务秘书莫罗迪安伯罗乔介绍,一家公司接受学徒岗位的数量,取决于其所在行业及自身情况,有些行业面临周期性萎缩,会不愿意接受学徒岗位。拒绝接受学徒岗位的公司,通常不被外界看好。目前西门子、华为等外国公司,都在尝试引入学徒岗位。
总部位于瑞士卢塞恩的迅达集团,是世界第一大自动扶梯生产商、第二大电梯供应商。它们在总部设有专门的职业培训中心,提供12个类别、共计300个学徒岗位,有24名导师专门指导学习。
在迅达职业培训中心的学徒车间里,南方周末记者见到了21岁的托比亚斯赫尔佐格(Tobias Herzog)。
他是出生在香港的瑞士人,至今父母都仍在香港生活。他独自回到瑞士,用两年时间完成普通高中学习的同时,在迅达申请到了综合机械类的学徒岗位。今年是他在迅达培训中心的第三年,他也是卢塞恩应用科技大学一年级学生。
尽管在刚开始自我介绍时紧张得手抖,托比亚斯动手操作机床、在一块金属长方体中央钻出一个螺纹孔时,显得相当自信。他说自己喜欢和机器打交道。看完他的演示,迅达全球供应能力中心负责人尤根科桑向南方周末记者称,“他非常优秀”。
22岁的费边阿尔莫(Fabian Ulmer)在普通高中毕业之后,发现自己很喜欢技术类工作,也申请了迅达培训中心的电子技术学徒职位,他花了一年时间学习基础原理,第二年开始自己做集成电路板、电路设计和编程。他计划接下来也要上大学。
在费边阿尔莫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个14岁的男孩亨利(Herry),这是他来迅达培训中心学徒体验的第一天。在瑞士,8年级(相当于初二)第二学期就可以申请体验学徒工作,9年级(初三)就可以进行学徒岗位申请和面试了。
迅达学徒的平均年收入为1.4万瑞郎(相当于9.22万元人民币),获得职业教育文凭之后的年收入为6万瑞郎。瑞士人均月工资约为6300瑞郎,迅达学徒薪资相当吸引人。
通常,拿到职业文凭后,61%的人选择留在迅达工作,也有20%的人选择上应用技术大学,还有19%的另有去向。迅达人力资源部会与那些上应用技术大学的学徒们保持联系,一些人在大学毕业之后还会回来。
迅达全球安装负责人科特艾韦(Kurt Haerii)说,迅达公司鼓励学徒们毕业后接受更高教育之后再回来。
“就职业规划来说,我认为学徒是个很好的起点。当然,系统学习也很重要。”科特艾韦坦言,自己也是选择职业教育,曾在一家汽车修理厂从事汽车机械师学徒工作,瑞士很多顶尖企业高层都是从学徒开始。
科特艾韦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每年,迅达职业培训中心平均会接待10个左右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政府代表参访团,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代表。很多国家都对瑞士的双轨制教育感兴趣、想要学习,但科特艾韦认为,“什么都可以被复制,但唯独它不行。”
在他看来,瑞士的双轨制教育体系,由企业、学校、社会各界的协作三大支柱组成,缺一不可,尤其是协作部分最为重要。
校企合作在全世界都很常见,社会协作很大部分来自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对技术人才的认可和尊重,学徒可以从学校、家庭、企业、政府获得各种支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时半会学不来的。
哪怕是在实行类似双轨制教育的邻国,如德国、奥地利、卢森堡,高等教育文凭和职业教育文凭还是有差异,而在瑞士则不会。在瑞士国务秘书莫罗迪安伯罗乔看来,双轨制教育体系最早是在瑞士推行,发展得最好。比如,瑞士某些银行的总裁就只有职业教育文凭,若是放在德国,这是不可能的。
迅达培训中心的学徒托比亚斯赫尔佐格(Tobias Herzog)正在介绍他的工作内容。(黄金萍/图)
3吸引全世界的聪明人瑞士双轨制职业教育始于手工作坊时代的学徒制。
瑞士领土仅4万多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其中60%国土还为阿尔卑斯山脉覆盖,生产资源相对匮乏。14-19世纪,瑞士雇佣军一度作为劳力输出,为英法德等军队效力。
16世纪末,由于法国对新教教徒的迫害,一批胡格诺派难民为瑞士带来了珠宝和钟表工艺,原本从铁匠、木匠那里学习技艺造大钟的瑞士钟表业获得了飞跃,逐渐成为全球机械钟表行业的主宰,并将精密制造延伸到了机械工业、医疗器械等领域。
在手工业时代,通过师徒间的口耳相传,学徒制是保持和延续制造业水准和品质的重要方式。因为国内市场有限,手工业制品只有做得比别人更好,才能获得市场,所以手艺人不得不精益求精。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地位来说,对专业技术人才的认可从那时起就有了一定社会和历史根基。
如果说传统机械钟表制造业养大了学徒制,工业革命的到来则催生了职业教育。位于苏黎世的瑞士国家博物馆里,有关于瑞士职业教育渊源的介绍——在19世纪工业化过程中,随着职业学校和工业学校发展扩张,原本基于学徒制的职业教育逐渐补充完善。早在1884年,这些学校就开始获得国家的经济支持。
一幅拍摄于1864年的照片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来自俄罗斯、挪威、匈牙利和瑞士的年轻工程师们在当时的瑞士理工大学学习,他们身处一栋由该校创始人、建筑师森佩尔(Semper)设计的新大楼里,面前是一座桥的模型,一个地球仪和一个经纬仪。
20%的瑞士年轻人选择一类大学,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走上学术科研的道路。瑞士国家旅游局全球客户主任包西蒙(Simon Bosshart)大学主修的是人类学,在写作有关旅游业的毕业论文时,找到了一份旅游业工作。玛瑞纳格勒施尔(Marina Groeschl)大学专业是数学,现在保罗谢尔研究所从事公共工作,她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说要在大学或研究所熬到教授实在是太难了。
要保持科研与经济领先,瑞士的做法是吸引全世界的聪明人加入。据统计,瑞士820万人口中,外籍人士约占1/4,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这一比例更高。瑞士国家教育、研究和创新秘书处的数据显示,瑞士12所大学的50%的教授和50%的博士生都来自海外。以ETH(苏黎士联邦理工大学)为例,它的本科教学以德语为主,瑞士人占比86%,国际学生占比为14%,硕士、博士则采取英语教学,硕士类国际学生占比为36%,博士则高达67%。
瑞士的基础研究工作主要由10所州立大学、2所联邦理工大学(ETH和EpFL)、4所专业研究所承担,同时这些科研机构都非常注重与产业的结合,它们内部都设有专门的技术转让办公室,为科研人员和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技术授权与转让等服务。
洛桑联邦理工大学的博士后李雄,也有在中国高校的研发经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瑞士高校的技术转让办公室真正是为科研工作者服务,研究人员只需要提交主要研究成果,其他琐碎事项都由办公室完成。
以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TH)为例,在过去20年(1996-2015)间,一共分拆出330家独立企业,特别是在2007年以后,分拆企业数量每年都在20家以上。不过在EpFL(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科学家马克拉佩鲁泽(Marc Laperrouza)看来,初创公司在瑞士获得天使投资容易,但是想要获得风险投资还是比较困难,以至于一些初创公司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不得不将视野投向瑞士以外,甚至搬出瑞士。
瑞士政府显然也想有所作为。2015年,瑞士联邦政府在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等地启动了5个创新园(Innovation park),主要依托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企业入驻其中,方便及时了解大学最新研究进展情况,同时也针对在校学生、科研人员进行相应的创业辅导,以找到科研和产业应用的最佳结合点。
瑞士每年在研发方面的投资约占其GDp的3%。国务秘书莫罗迪安伯罗乔介绍,瑞士的研发投资70%来自私人企业、30%来自公共财政。
在瑞士最大的研究所保罗-谢尔研究所(pSI),主要资金来自联邦政府财政支持,每年约为2.7亿瑞郎,外部资金约1.1亿瑞郎。pSI的部分实验设备由企业出资,同时获得一定时间的使用权限。如果是政府资金支持的实验设备,则需要向研究所提交大量申请文件,由相关委员会审批,pSI所长乔尔莫修,对南方周末记者比划了一个高度过尺的手势。
2015年,pSI为2400多位世界各地的科学工作者或机构提供凝聚态或基本物理、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实验条件。要获得实验使用权,包括pSI职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得向pSI用户办公室提交申请,由他们进行评估。
pSI的实验设备,50%提供给瑞士国内科研工作者和机构,50%提供给国际科研工作者和机构,这类试验场地供应,也给pSI提供了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
因为是公共财政支持,pSI有向公众说明、介绍其科研情况的义务。人们可以提前预约参观,并由研究所协调相关科研团队人员做专业讲解。在pSI的SwissFEL项目光电负责人拉斐尔阿贝拉(Rafael Abela)看来,这项工作十分重要,特别是培养青少一代对科学的兴趣。
即使像pSI这样的研究机构,也设有100名学徒岗位。拉斐尔阿贝拉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他所在的项目组甚至收到了来自印度、意大利的学徒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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