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状况呈现出增长势头放缓的趋势。2011年,GDp增长速度为10.4%;2012年,GDp增长速度为7.8%;2013年,GDp增长速度为7.7%。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你怎么看?
炳哥说,事件不能看片面,我们分开讨论。
一、2014年全球经济总体走势
首先看下全球经济总体走势。
2014年,全球经济走势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
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经济稳步增长,金融市场活跃,失业率改善,财政状况有所好转。
欧元区经济仍在衰退边缘徘徊。尽管利率维持在低位,同时公共融资成本逐步下降,但信贷增速放缓,显示出银行业信心不足。欧元区公共债务依然高企,财政支出削减任务较重,对经济增长的拖累短期内不会消失。在通胀率长期处于低位,甚至面临通缩的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在酝酿实行进一步宽松政策,但仍然阻力重重。
日本经济呈现出前高后低的剧烈震荡。第二季度提升消费税的负面影响显著大于预期,对消费增长造成打击,也部分抵消了货币宽松的效果。安倍政府被迫推迟第二轮消费税提升,但也意味着难以完成大幅削减财政赤字的目标。此外,日本的通胀率未能达到日本中央银行的预期,经济增长前景仍然较为不确定。
新兴经济体整体走弱。除了受到高通胀这一共性因素的影响外,新兴经济体还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罢工等国别因素的显著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相较去年有所下降,但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分析
其次,进行原因分析。
从支出法看,2001-2007年期间与2008-2013年期间GDp增速下降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净出口对GDp 增速贡献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后期GDp平均增速较前期下降了1.81个百分点,其中仅是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就下降了1.74个百分点,解释了平均增速下降的96%。因此,合理解释出口增速大幅下降成为理解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关键。
1.周期性因素
2008年以后,中国出口增速的快速下降与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有直接联系。外部经济环境的周期性变化部分解释了中国出口增长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升和降,也因此部分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周期性上升和下降。
但是,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远不足以完整解释中国出口增速在危机前后的变化。出口增速可以分解为进口国进口增速的变化(反映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变化(粗略地反映了市场竞争力变化)之和。
2001-2007期间与2008-2012年期间相比,中国出口平均增速下降了13.7个百分点,其中进口国进口增速下降带来了4.6个百分点,市场份额增速下降带来了7.6个百分点。这说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仅仅解释了危机后出口增速下降的一部分,但还不是主要部分。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增速的显著下降对解释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出口增速下降更重要。
2.趋势性因素
研究生产率、汇率、贸易成本、劳动力成本等诸多因素对出口市场份额变化的影响,发现贸易成本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决定中国市场份额变化最主要的两个因素。贸易成本下降是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增长主要原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则是出口市场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汇率、生产率等因素对局部市场和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变化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上让位于前两项的主导作用。
WTO红利的逐渐消失部分解释了中国出口增长的趋势性下降。2001年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外部经济体对中国的关税和非贸易壁垒下降,还包括了国内为了适应WTO规则而推行的一系列简政放权改革,这些国内改革措施为制造业产品生产和贸易建立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降低了交易成本。中国加入WTO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随着时间延续,交易成本下降的速度不断趋缓,部分解释了中国出口增速的趋势性减缓。
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解释了中国出口增长的趋势性下降。自2003年以来,劳动力成本经历了快速的上升。造成工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主导性的原因是制造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带来了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快速提高,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特别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制造业部门的工资上涨并传递到其他部门,带来了全社会的工资上涨。这也可以看作是工资上涨的需求方因素。
另一个原因是供给方因素。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在2010年前后出现了转折性变化,之前是持续上升,之后开始快速下降;工作年龄人口劳动力总的增速在2010年以后也开始了快速下降,2013年总工作年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3.政策因素
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需求面冲击,中国采取了一揽子刺激经济政策。刺激政策带来了短暂的经济反弹,但是经济增速很快再次回落,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速带来了新的压力。投资增速下滑来自前期产能过度积累和债务负担提升,是前期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刺激政策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工业品企业的债务和产能的快速扩张,二是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代表的投资主体的债务扩张。
刺激政策力度削减以后,产能过剩现象凸显,再加上庞大债务带来的利息负担,企业利润锐减,遏制了新增投资。大型产能过剩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为了维持下去,不惜高息融资,带动资金利率上升。中小民营企业受高资金利率影响,利润和投资也受到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增速趋势下滑主要原因是:第一,来自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周期性下降压力;第二,WTO改革红利递减和收入增加带来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这是趋势性下降压力;第三,经济刺激政策后遗症带来的政策性下降压力,主要集中在2011年以后。
三、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
1.投资增长后劲不足
(1)受制造业持续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影响,社会投资意愿不强。
(2)房地产市场成交萎缩,价格下降城市大幅增多,市场前景较为悲观,企业投资信心明显下降。
(3)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偿债进入高峰期,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受限,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难度加大。
(4)经济预期不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外商企业投资积极性下降,投资步伐放慢。
(5)新开工项目减少,目前新开工项目增速低于近10年20%左右的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难以有效支撑后续投资增长。
(6)部分地区在建项目和储备项目接续不好,一批重大项目陆续开工投产后,项目的补充跟进出现了较严重的“断档”,将直接影响投资的持续能力。
2.融资瓶颈约束突显
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信贷大幅回落,突显资金面紧张。7、8月份,社会融资总量共计1.23万亿元,约为去年同期的一半,新增人民币贷款共计1.09万亿元,创近5年新低。除了普遍存在的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贷款利率上浮等问题外,由于企业盈利能力减弱,银行基于违约风险考虑,惜贷、限贷现象增加,甚至还进行抽贷,加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目前,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有所增多,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净额和比例也呈上升之势。
3.企业生产经营依然困难
目前许多企业认为生产经营的困难程度超过了金融危机时水平,形象地把当前经济形势对企业的影响比喻成“温水煮青蛙”。一方面,由于主要工业品价格下降影响,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持续回升且大幅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幅,同时库存周转率下降,企业去库存压力加大,经营效益普遍不好。另一方面,除了传统的资金、用工、土地、运输成本上升外,当前企业在结构调整升级如环保、技改和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投入明显增加。此外,一些企业出于业绩考核和融资的需要,有意人为调高利润,因而企业实际的经营困难程度比数据反映的要严重。
四、政策建议
2014年以来,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出台了多项促进投资合理增长政策措施,要继续抓好完善落实工作,以破解制约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为导向,加快出台更具针对性、操作性和含金量的政策措施及细则,加快促进政策的具体落实,抵御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
1.总量政策积极引导好市场预期
财政政策方面,在优化支出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扩大地方政府发债等方式,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中西部铁路、节能环保、社会事业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以降低税率、加速折旧和补贴等方式支持企业研发和小微企业发展,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货币政策方面,适度扩大信贷投放,通过小幅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实施不对称降息,着力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强化金融“输血”功能,扩大现有定向降准范围,必要时可全面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拓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2.发挥投资稳增长的重要作用
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力度,围绕中西部铁路、城市基础设施、通用航空机场、水利工程等方面,实施和统筹推进一批重大项目计划;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重点产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及“两化融合”项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政策落实,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度,保持房地产市场投资合理的规模和速度,促进地产相关产业投资增长,防范房地产投资快速下滑对整体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
3.充分挖掘需求增长潜力
消费方面,结合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尽快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实施细则,加快建立合理的公务员工资增长机制,加快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办法,适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在实施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同时,逐步放松和取消限购政策,适当放宽二套房贷款政策,促进合理的住房消费;扩大文化类产品准入,减少消费禁区;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缩小高档消费品境内外价差,促进海外奢侈消费品消费回流国内市场;以支持鼓励创新为重点,加快推动电子信息消费、农村服务消费、绿色循环消费等新型消费的扩散。
出口方面,抓住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回暖的有利时机,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推进贸易便利化,创造新的贸易机会,积极扩大出口;同时可考虑利用边境口岸地区区位优势开展边境口岸加工贸易综合保税区试点,引入加工贸易供应链,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4.加快推进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加快推进改革和盘活存量,继续推进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扩大负面清单管理的实施范围;加强各部门问的协调,疏导审批通道,全面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和加强服务。加快建立政府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和规范性。加快研究出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ppp)政策框架与实施细则,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制定重点领域促进民间投资具体范围,推出一批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示范项目清单。加快国有资本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一些有商业化运营条件的公共基础设施也可通过股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出售给民营市场主体,释放存量资金用于重点领域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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