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人朝语：孔子、苏格拉底凭啥千年不衰？

许锡良

导读：人文学科研究的问题，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变得过时或落后。孔子至今仍然被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苏格拉底探讨的领域仍然十分热门，而耶稣基督仍然有亿万的信众。二千多年前的古典文学作品仍然十分流行，因为作品里有人类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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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文科与理科，在中国高考文理分科的高考制度之下，30多年来，历经高考的几代人可谓是体会深刻。时代的认识与变迁，总是通过某些流行的话语表现出来的。“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80年代，当时全国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为什么当时“学好数理化”显得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当时国家正倡导“四个现代化”建设，科学技术人才紧缺。

中国的高中，早早实行文理分科，其实是对学生知识体系的严重割裂。实际上，文理分科不仅是一定时期功利化教育价值取向的体现，也是对人类知识认知的严重误解与偏见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论不发达，本体论、工具理性与方法论也较为缺乏。中国人对科学精神缺少精准理解，乃至近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仍然只是对一门门具体的学科的认识，而没有整体的科学概念，以为数理化就是科学本身。

其实我们划分文科还是理科，或者工科，纯粹是研究的对象与范围的不同而已，作为学科，在本质上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如果一定要对文理工科作一个区分的话，文科是研究人自身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文科研究的目的是为人类的活动制定价值与意义标准。理科是指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以及数理逻辑，理科的诞生与发展是人类智慧发展的结果，标志着人类真正懂得思考自然，因此理科的发展也是人类科学与自然思维发展的关键。而工科又是利用理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制造出相应的工具，打造成相应的工程，利用理科研究出来的自然规律与基本原理，来为人类造福。由此可见，无论理科，还是工科，最终是要服务于文科研究的对象，解决文科所提出来的人类本身的问题与人类社会产生的种种问题。越是发达的社会，这种情况越是显明。这也是为什么英美国家的首相与总统大多是由文科生担任的主要原因了。在美国学法律出身的人容易成为议员、州长、市长与总统，这正是社会本身发展的需要决定的。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与思想观念，常常会决定他作出的决策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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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轻视文科是一种疯狂的理性在作祟。其实文科的研究与理工一样，需要有清晰的概念意识，严密的逻辑推理，还要有丰富的想像力与创造力。从学科发展来看，文科决不是靠记忆力就可以学好的。文科相对于理科工科来说，一定程度上恐怕更难把握。因为理工科的知识积累相对比较固定、丰富与完备，无论是基本原理，还是基本方法，都是相对稳定。后来者都要充分尊重前人提出的概念、方法与原理。在理工科要界定一个新的概念，那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必然经过反复推理、论证，特别是要通过实验的反复验证，才有可能成立，才会获得同行的认可。然而，文科由于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本身，而人类的复杂性远非大自然现象可比。而人是有思想、有价值导向与感情的动物，来自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这一点构成了人文学科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因此，在人文学科所谓规律性的、唯一性的“公理”、“定律”或者说“准则”往往是不存在的。一定程度上说，优秀的人文学科研究人才要比优秀的理工人才更为难得，因为其研究成果更难得到认可。一旦获得认可，对世界的影响也远比理工研究成果要深远得多。

西方发达国家在高中是不分文理科的。在必修课之外，学校会开设许多选修课程让学生根据着自己的天赋与兴趣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甚至在大学前两年，也仍然不分具体的专业，而只有一个大的学科范围，等到学生对这些不同的专业领域都有一定的了解，才来选定自己最终的专业。也正是因为这样，

比尔.盖茨当年在哈佛大学读法律却可以退学转而研究计算机软件，这在中国的大学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中国法律系的学生多在高中就选择文科，缺少学习理工科专业必备的知识结构。所以文理过早分科，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学生选择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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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网络上还看到李子旸先生的一段话，显然是对文科与理科的一种偏见，他是说：“自然科学的教师，不会鼓励大学低年级学生对最前端的科学问题发表看法。他只会要求学生解答习题、完成作业。而人文社科中的学生，却被鼓励大言不惭地对大师做出‘批判’。据说，这是先进的教学法。其实，你和哈耶克的知识差距，绝对大于你的理科同学和霍金的知识差距。这就是文科多出妄人的原因。”

其实，这是对文理工不同学科的极大误解。“自然科学的教师，不会鼓励大学低年级学生对最前端的科学问题发表看法。”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发表看法，提出新问题，这恰恰是所有的学术研究的关键。

无论什么学科，核心概念与核心问题是不可少的。一个人面对一个学科去提出问题，不必等到将这个学科的所有知识都学完。因此，只要我们是因发自内心的问题探究而去质疑，去探索，那就没有必要陷入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尴尬境地。其实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做出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就提出了问题并且开始深入研究的。比如因量子力学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海登堡，在量子力学之父玻尔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难住玻尔的难题，那时海登堡也只是一个20岁的大学一年级本科生。即使是建立在严密知识系统之上的理工科，虽然需要系统的知识作为支撑，但是要有所突破和创新，也要致力于发现那些知识之间存在的互相矛盾地方，而这很可能正是要解决的前沿问题。当年爱因斯坦正是20岁出头的时候发现了牛顿第二定律（加速度定律）与麦克斯韦方程之间是互相矛盾的。同样，作为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的牛顿的那些伟大研究成果，也都是在他30岁之前就完成的。

可见，虽然理工科一样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去创见，但是，无论多少知识，如果缺少了发现的眼光与想像的能力，知识本身并不能够保证你有创见能力。

中国人扎实的基础知识观，其实是一种传统农业文明下的知识观，是一种静态的知识观，缺乏构建的意识。从构建的这个层面看，其实文科与理工科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理科认识对象不需要有价值导向与人文关怀，但是文科需要。而作为科技的工科同样也需要人文关怀，因为科技以人为本，制造出来的工具与产品，是为人服务的，不能不考虑作为追求方便实用与美的人的需要。汽车技术看似是一个工科问题，其实如果作为商品，要在市场上打开销路，必须深入研究消费者的使用需要、生活习惯甚至个性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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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今天，科技差别不要说上百年，就是10年到20年都将产生巨大的差距。这就是理工科的特性。理工科发展的逻辑几乎是直线型的。已经出现的，就是过去时，有价值的研究就是新的发现与新的发明创造。如果牛顿活在今天，他的物理水平还不及今天的高中生，他的数学水平也就是相当于大学数学专业一年级的水平。但是，如果提起他关于宗教伦理的论述，即使是在牛津、剑桥、哈佛的博士课堂上，这些论述仍然是值得认真研讨。人们对大自然的探究，永无止境，各种发明创造日新月异。可是，人性中，人类社会中的一些主题却是永恒不变的。比如关于生命意义、人性善恶，婚姻爱情，社会伦理问题，等等。又比如同性恋这个最近炒得火热的话题，其实它也是人类社会中一个古老的问题，虽然各个社会时期都存在，但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在不断发生变化，针对这一现象的法律也随之有所改变。因此，人文学科研究的问题，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变得过时或落后。孔子至今仍然被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苏格拉底探讨的领域仍然十分热门，而耶稣基督仍然有亿万的信众。二千多年前的古典文学作品仍然十分流行，因为作品里有人类永恒的价值。

一个人要接受完整教育，就应该文理工兼通，正如蔡元培所言，如果不这样，“治文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后果会流于空疏；而“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治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后果会限于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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