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读周有光书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张森根先生访谈录

时间：2017-01-16 04:46:16 编辑：淮安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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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引语

周有光先生以前在大家印象中，一直是一位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金融家，直到2010年，他104岁的时候，他的新作《朝闻道集》出版后，人们才认识到，他晚年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以及现代化、全球化方面的研究如此值得关注。从此，他一本本百岁后的新作被国人争相阅读，他被推崇为新时期的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这不能不说是一桩中外文化史上的奇迹！

在当下这种唯钱至上、唯官是从的社会风气之下，一个无钱无权无势、身居斗室足不出户、书房只有9平米的百岁老人的论说，怎么会使得各路读者趋之若鹜、许多知识精英乃至革命老干部都深感“醍醐灌顶”呢？被称为伟大启蒙思想家的周有光，其思想精髓何在？

读周老先生的书，又该如何透过那云淡风轻、和颜悦色甚至妙趣横生的文风，去领悟其中深邃却又多为常识的道理呢？

为解其中奥妙，笔者日前探访了“周迷”之一、《朝闻道集》的编辑策划者张森根教授。

采访者：王辛；转自：后浪

性情率真的张教授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是一位研究拉丁美洲问题的专家。退休后，他自己也一直想闲下来专心写作拉美研究的专著。然而，2005年，一本周有光的《百岁新稿》改变了他的退休生活轨迹。“醍醐灌顶”之后，“闻道”之心再也闲不下来，十年来，他从热切的读者变为热心的编者，先后为周有光先生编辑策划了《朝闻道集》、《拾贝集》、新版《百岁新稿》、《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周有光百岁文萃》等多本著作。今年三四月间，他还专程江南一行，应邀到浙江大学图书馆等地，作了四场题为《110岁的人文学者周有光和他的精神财富》的演讲。

“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学习周老，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张森根如是说。

访谈中，张教授还深有所感地表示：“周（有光）先生说，21世纪人的座右铭是‘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这十六个字，是我们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不遵守这几个字，知识分子就是错位，没到位。”

张教授说得理所当然，笔者听来却为之一震。显然，和周有光一样，张森根也是一位超越一己之私、心中永存理想的真正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学者。他把播撒周有光先生的智慧之光、理性之光视为己任，因为他深信，“读周有光的书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

周有光的文章使我豁然开朗

王辛（以下简称王）：您曾说，您是从“阅读周有光”到“追随周有光”。能谈谈这个过程吗？

张森根（以下简称张）：我是60年代初的历史系研究生，复旦1964年毕业。当时刚刚恢复研究生制度，我学的是拉丁美洲史专业。当时还要学哲学，课本都是马列著作，一本一本地念，《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等，老师都是很有名的理论家。这些东西要说都是很难弄懂的，我们一本一本地念，可以说下了很大的功夫。

但是说老实话，这些马克思主义教育给我一个根本的理念，就是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神谕教条来学。马克思自己说的，千万不要把我当成教条。

这一点，我清楚得很。所以后来对过去学过的《联共（布）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中的疑点，我不断地提出问题，当然老师都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我可以说，若是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学到了，你就会坚守独立思考的真缔，千万不能去当教条主义者。

王：这个是不是也因人而异啊，据我所知，许多和您同龄的人，学到的是教条主义。

张：也许吧。后来，三年困难时期死了那么多的人，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一直在想，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巨大的代价？（人类历史发展）不是有这么个五阶段论吗？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战胜、超越资本主义的！

王：您那时就是这么想的吗？

张：是啊，那时我就这么想，当然不敢公开声张。因为我看书的范围较广，（不论在大学或社科院）接触的资讯多啊，国外的情况了解啊，（当时）国外的情况决不是国内宣传说的那样，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啊。

王：您文革的时候处境怎样？

张：文革时，跟在别人后面走吧，本人没吃太大苦头。但是我历来敬重的师长都蒙受了苦难。文革促使我思考啊，文革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促使我思考……

文革结束后到80年代初，第一个开蒙老师是李慎之先生。慎之先生是中国社科院美囯研究所所长和副院长。他的文章从政治研究层面上打开了我独立思考的窗户，后来因我主持多卷本中文版《剑桥拉丁美洲史》项目（没有他的鼎力支持，这套书不可能问世，我前后化了22年才完成），与他个人之间的接觸增多了。不幸他去世过早。直到2005年我读了周有光先生的《百岁新稿》，才系统地获得了重新启蒙的机会，周老给我提供了新的思维，新的思想。

王：您以前从来没读到过这样的书？

张：不能說没有，但许多文章和书本不如周老说得简练而透彻，丝丝入扣。周先生的文章使我了解到，人类发展规律，不是五个阶段论，不是社会主义要吃掉资本主义，不存在这个吃掉那个的问题。周先生的文章对世界大势阐述得很清楚，社会主义民主化，资本主义福利化，两者互补，走向世界大同。

邓小平曾坦率地说“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后来对来访的非洲客人，他还说：“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将来“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周先生的回答很好：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好比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两者性质不同，不应相提并论。周老认为，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是盲目追求理想，鄙视和破坏现实，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走进了历史的误区。

理想既然玄虚，是否可以不要呢，周老指出，理想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人类不能没有理想，但是它不是建设国家的具体步骤，不是发展经济的实际方案，理想可一步登天，现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苏联的失败告诉我们，分清“理想”与“现实”是何等重要，我们应该是志在大同，建设小康。

所以我认为，周先生的大同理想，小康建设，他的科学的一元性，他的双文化论，他的人类历史演进“三分法”，对当下中国，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宝贵的新思维。他的独特的话语体系，是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好的语言。

我们那种老一套的语境、说法，却很难被世界所接受。什么都强调独特性，独特性离开了普遍性能存在吗？人家能接纳你吗？在全球化的大势下，你能真正融入世界吗？漠视普遍性、进而过分强调“特色”，他国能心服口服吗？

周先生的书，表面上看，写的浅显，他自己总说，是自我扫盲，随便写的，实际上，真不是随便写的，每篇文章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都是修改再修改，每句话都是有出处的，有数据支撑的，没有一句废话，套话、多余的话，是黄金含量，读懂了以后，真是豁然开朗！我看了以后，推荐给老专家、学者看，他们说：真是有学问！所以读他的书，一定要读懂了。

科学一元论、双文化论及“三分法” 是周有光启蒙思想精髓

王：您刚才谈到周有光先生的科学的一元性、双文化论以及“三分法”，您认为这是他启蒙思想的精髓?

张：周先生一生出版了近40部著作，其中有七、八本书，都是他百岁以后出的，集中反映了他对文化学、人类发展史以及21世纪发展前景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他的三部杂文集《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我认为，将成为中国思想启蒙史上的传世之作。他的《周有光百年口述》也将是一部不朽的自传体经典之作。

我把周老晚年的反思与理论探索归纳为这样三点。

1．科学的一元性。周先生认为，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性的，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任何科学，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知识在世界范围交流，不再有“一国的科学”、“一族的科学”、“一个集团的科学”；学派可以不同，科学总归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元的。而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就不能分中、外、东、西，就不能姓资姓社，分什么阶级性。

用意识形态性替代科学性显然就不能称作社会科学，而变成信仰了。周老曾说：“先进国家都没有国定的意识形态，我们为什么要国定的意识形态？”（见《周有光百岁隽语》第95页，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在周老看来，意识形态、信仰属于主义（推理）的范畴，它是不能被怀疑、诘难、批判和否定的，与科学（实证）根本不是一回事。眼下有人说，他信仰的是科学的真理，他信仰的主义属于“宇宙真理”，把信仰等同于真理等同于科学，显然是违背逻辑的。

周先生告诉我们，社会科学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规律性是宇宙的基本法则。马克思不是上帝，马克思也可能犯错误。马克思生前只看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而不是“科学论证”;“剩余价值论”不承认其他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管理），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就更难“自圆其说”了。

王：周老的“双文化”论呢，请你简要介绍一下。

张：自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对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个关系到社会发展、国家走向的重要问题。中西文化是不是势不两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应该如何融合？文化是否轮流坐庄，21世纪将由中国文化主宰？我认为，周先生的双文化论很好地解答了这些问题，是符合世界文化走势的。

周先生认为，文化分成地区传统文化（如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他把两者的关系比喻为“桌子的四条腿”和桌面。国际现代文化是全世界各个地区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升华，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是全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取代、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将与现代文化长期并存，互有消长，彼此不可能把对方吃掉。传统文化都在自动适应，自我完善，自我代谢。周老的比喻非常好。

他指出：“把现代国际文化说成西方文化是不正确的；说成美国文化，更加不正确。把东西方文化看作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那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周老说：文化的流动不是忽西忽东，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统治 21世纪的不会是东方文化，也不会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现代人是“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又需要传统文化;既需要科学，甚至又需要宗教。

王：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前苏联提出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一直是我们主流教科书的叙事方式。它的逻辑是人类社会经过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故而社会主义终将战胜、取代资本主义，最终进入共产主义。你认为周老的“三分法”比“五阶段论”的论断更为合情合理，是这样吗？

张：是的。苏联崩溃后，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改弦易辙，世界发展走向与五阶段论愈来愈大相径庭。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底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普遍遵循的规律呢？

周先生纵横人类五千年历史，研究指出，人类历史发展，主要是在这样三个层面上演进的：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制度）到民权统治（民主制度）；文化方面，从神学思维（迷信，天命）到玄学思维（（盲从盲信，以信仰为终极真理）到科学思维（重实证，以实践检验真理）。

我把周先生这一论断简称为“三分法”。

周先生指出：人类社会从奴隶、封建到资本、后资本;资本社会、知识社会属于“现代”，这以前—部落社会、主奴社会、君臣社会 ------属于“前现代”。未来社会，可姑且叫“后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社会的目标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化、资本主义福利化，殊途同归，共进大同”。

他说：“把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也不妥当，社会发展没有尽头，科学的历史观不预设最后阶段”。他认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问题正摆上全人类的议事日程，民主化是全球化时期的政治主流，民主制度是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他还认为在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之外，现代社会还要加上网络与通讯自由，实现“五大自由”。

迄今的历史发展证实，周先生的“三分法”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

周先生对于人类历史演进轨迹，有一个126个字的最新的陈述：

“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见马国川：《没有皇帝的中国》，周有光序言，牛津出版社，2011年版）

我认为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

周有光的书是公民教育读本，讲的都是常识啊！

王：看到您在文章中多次强调，周老是注重常识、讲究逻辑、研究规律的大师，他的书，具有新启蒙的作用，他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语言语境，开启了理性之光。

张：我讲过，周先生是社会科学的百科全书。为什么周先生那么自信？因为他看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了。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西方社会科学包括这六大部类，这六大部类，周先生的书基本上都涉及到了，但是他不是直接引用、抄录、转述这些东西，而是消化了以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读周先生的书，实在是了解这些常识最方便最简便的途径。

王：是啊，他的书特别明白晓畅，正如您说的，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读懂。

周：周先生讲的，都是一些常识啊！常识是文明社会的基础，常识是真相、真实，逻辑，常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当中最最基本的东西。常识中最重要的，是弄清楚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科学;要划清信仰与科学的界限。常识加在一起就是规律。符合常识、符合历史演进规律的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人们犯错误，往往是常识犯错误。

今人常说前人犯了常识性錯误，因而留下了后遗症。殊不知今人也在重复地犯前人犯过的常识性錯误，只是形式、路徑有所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读书，就要读懂这些讲透常识的书。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认为周先生的书也是公民教育课本，人文知识普及课本。这是我强调的第一点。

新启蒙是周有光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个呢，我认为，周先生的书，体现了新的启蒙思想，给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我认为，近百年前“五四”运动开启的启蒙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启蒙，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版了几套介绍西方启蒙思想的丛书。经达1989年的磨练，至九十年代则兴起新一轮的启蒙。周先生在《科学的一元性》里有一段话说的很生动，他说，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客座教授前来中国，是“五四”运动的精髓，遗憾的是，德先生没有拿到“签证”，无法成行，赛先生一个人来了，他们二人原来是一对老搭档，演唱“二人转”，现在一个人前来，只能“一人转”了。

一百年后的今天，如何使德先生拿到“签证”，如何“接待”赛先生，仍然是迫切的“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途”的问题。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先生在其《周有光——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一文中谈到，周有光是中国新时期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特点，是通过历史文化的透视，教我们重新看历史，重新看世界，对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势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我认为，如果说邓小平率先在经济领域里不主张以姓资姓社划线的话，周老则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桎梏。

周先生的《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科学的一元性》、《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等文章，都是新启蒙的经典之作。

真理不怕批评，周书开启理性之光

第三点，我认为周先生的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语言语境，成其独特的话语体系，有助于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交流、接轨。这种独特的话语体系的特点，除了前面所说的浅白易懂，绝无空话套话，更重要的是理性、平和，充分地说理，真正是一种“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我们所常见的“武器的批判”。

周老说，看我的书，首先要怀疑我。他一贯欢迎读者对他提出批评。他要求青年朋友对他的著作“不是先肯定文章的内容，而是先怀疑文章的内容，都要经过独立思考，然后接受”。他还说：“真理不怕批评，批评是真理的营养品”;“得到有益的批评，我心中十分髙兴。如果招来谩骂，我要郑重感谢。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能听到刺耳的声音，那是真正的时代进步”。

去年又提“不怕错主义”

王：听说周老近来还提出“不怕错主义”？

张：去年，在即将出版的《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的“尾声”中，他提倡“不怕错主义”。他认为他的百年口述史中出錯是难免的，所以他不仅不怕别人提出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周老说，一个人，只有接受批评才能前进。反对的意见或可成为成功的基礎。

他的“不怕错主义”虽然是针对读者指正他的著作中史实和观点说的，但由此引申出来的道理却是十分深刻的。因为任何人和任何主张都不可能不出现錯误，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难道不就是依赖于对错误不断地揭示而后来不间断地做出改进吗？他的“不怕錯主义”，和人们经常遇到的“不认錯主义”，有霄壤之别。 “不怕錯主义”，也许是这位百余岁的哲人对晚辈和下一代留下的最后忠告。

做世界公民，树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

王：周有光先生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这篇文章中指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对于周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要从中国看世界”，您是怎么理解的？

张：我的理解是要站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角度，摆脱冷战时期的五个阶段论，即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战胜一个（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问题不要回避，要超越，要求同存异。21世纪，中国要做世界公民，就要树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

周先生讲，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3000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民主没有固定模式，必须不断修正，逐步完善。美国天天革命，所以没有突然革命；不断和平过渡，所以没有暴力过渡。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较好制度。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路线，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

周先生还讲过，21世纪是进步的世纪，从工业化到信息化是生产力的飞跃。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以保障持续的发展。社会科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生产力的科学，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必须重视和发展社会科学，不偏执于姓社姓资，不拘泥于西化东化，择善而从就能胜券在握。

最近读了上海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陈启懋先生的文章《殊途同归共享社会》，文章介绍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里夫金的两本书《第三次工业革命》与《零边际成本社会》。里夫金提出，人类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其特点是：绿色能源、互联网智能经济、零边际成本，以及社会模式从资本主义向协同共享体发展。

什么意思？

简要地说，就是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走向尽头、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兴起的历史交替时期，将替代化石燃料的可再生能源与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再加上日益扩展的物流网融合而成的职能物联网，所产生的“极致生产力”，将会使人类社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和权力结构也将随之改变，资本主义模式将逐渐自行消亡，代之以协同共享的新的社会模式，这个协同共享社会，就相当于共产主义，大同世界。

这里有两点，我想提到：

其一，里夫金关于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边际成本趋于零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将自行消亡，而不是被外力消灭、被暴力推翻的论述，与周有光先生的人类历史演进轨道说，有不谋而合之处，有相同的逻辑。

其二，里夫金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权力结构、政治运行模式以及地缘政治格局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任何政治体制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变革，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模式，没有万世一系的永久“王朝”。

陈启懋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指出，“周有光老人要我们从世界看中国。无可否认，目前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前，引领现今生产力发展的还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看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前景，我们才能看清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才能更清醒地认清我们国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地位，才能更好的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较快、较顺利甚至是跳跃转型前进……”

陈先生的文章，里夫金的两本书，印证了周有光先生的远见卓识。

周有光散文：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王：用最浅显的语言说深刻的道理，是周老著作的一个特点，所以他那些思想启蒙的大话题，读起来毫不晦涩而平易晓畅。不过，不大为人知道的是，周老的随笔散文也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今年6月28日在《共识网》举办的《周有光百岁文萃》读书会上，资中筠先生和您都说，周老的散文《窗外的大树风光》，写得太好了，从文字到意境，美到极致，是“极品散文”。

张：《窗外的大树风光》，是周老104岁那年写的。

周先生不是文学家，也没有人送给他散文家的桂冠，为什么他的这篇文章会得到“极品散文”的赞誉呢？我想，不仅仅是文章如行云流水，达到苏东坡所说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意境，更主要的，恐怕是文如其人，字里行间都散发着周先生非凡的人格魅力。

这样一位贡献非凡的学界耆宿，身居9平米的小书房，每天伏案一张已经风化的小书桌，却能“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他虽不良于行，但透过小屋一米见方的窗户，兴致勃勃地欣赏窗外的世界，他对窗外一棵大树的描写、赞叹，让我们看到一颗何等高贵的心灵！

周先生生于清末，被笑称为“四朝元老”，阅历之丰富，见识之深广，一生有太多的故事，真是“说不尽的周有光”！所以他的“百岁憶往”之类的散文、杂文、纪念师友等等内容的文章，实在丰富多彩，包括他与夫人的爱情故事，脍炙人口，传为佳话。周夫人张允和先生，是一位既平凡而又非常不平凡的女性，她的故事，也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把开启民智视为己任

王：周老是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在《周有光百岁文萃》中，就有一部分这方面的文章。这类文章，外行如我，读起来也觉得很有意思。

尤其是最近看了您编的《周有光隽语》，其中沈敏特先生写的序言谈到，即使在语言文字领域，周有光先生的核心贡献，也是思想启蒙，周老自己即多次表示，他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开发民智，提升民智。这一点对我启发很大。再读周老这方面的文章，就更有收获了。

张：周老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完全是服从国家的需要。1955年，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急需人才，将周先生从上海调到北京。此前，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所以把他作为专才调入“文改会”，是因为他的“业余爱好”。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就关注语言文字，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进入全球化时代，他更是极力推进语文现代化，指出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

王：周老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虽然他拒绝接受这个称号，但他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对汉语拼音事业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现在，互联网时代，拼音成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就像周老说的，拼音正在帮助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

张：除了对汉语拼音的贡献，周老在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以及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方面的学术成就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北京大学苏培成教授对周老在语言文字学领域成就的摡括最为精辟，有空可读一下他为15卷本《周有光文集》的导读文章。

你读过他那篇《语文现代化的三项当前工作》吗？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中国语文现代化有三件事迫切要做，其中之一，就是出版注音读物。他指出，低文化水平的青少年和成年人在中国约有三亿人，如果能够通过注音读物把他们的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对我国的文化和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

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印象太深了！

文中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了500多种小学生阅读的注音读物，一行汉字，一行拼音，备受欢迎。于是，他（周有光先生）“每次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总要绕道去看看儿童阅览室，看到孩子们拥挤在一间大屋子里，那么认真地阅读注音读物，使我高兴得要掉下眼泪！……”

周先生对开启民智、促进教育现代化进而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王：由此也可看到，周老退休后由字母、拼音、文字和文字史研究转入历史文化研究，绝不是偶然的。

读周老书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

王：还想知道，成为“周迷”后，您怎么从读者变为编者的呢？

张：读了《百岁新稿》后，我经常向周老请教，周老也不断把他写的文章给我看，《朝闻道集》是我为他编的第一本书。找出版社，没想到，三个出版社都不敢出，这样一位著名学者、百岁文化耆宿，这是他百年人生中仅有的经历，为了能顺利“过关”，他只能违心地删去一些所谓“触雷”的地方。

最终出版此书的世图公司为此还曾受到有关部门的训斥，只准印一版，不准再印。但这本书反响热烈，在2010年第11届深圳读书月活动中被评为《年度十大好书》；他还获得由中华文化促进会授予的“2010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后来还有好多人拿着盗版的《朝闻道集》去找周老签名。

王：您还为周老策划出版了哪些书？

张：《朝闻道集》出了两个版本（后浪出版公司，2010年初版和2014年增订版），另有增订版《拾贝集》（后浪出版公司，2011年3月），修订版《百岁新稿》（三联，2014年1月）、《周有光百岁文萃》（三联，2015年1月）、《周有光隽语》（作家出版社，2015年4月）。还有《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和《周有光访谈录》两部书，在香港出版。

王：您也是十五卷《周有光文集》的編委会成员之一。

张：是啊。但大量的工作是该书责编叶芳女士做的。周老对她怀有感恩之情。去年我配合《文化学刊》編辑部还策划了两集庆贺周老寿诞的特刊（第1期和第6期）。

王：做这些事肯定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周老的书，尤其不容易。

张：周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读了他的书，是我的人生转折点啊！

（张教授拿出他那本《百岁新稿》保存版，书中用蓝笔、红笔、黄笔、绿笔，划出许多阅读印记）

周先生的《百岁新稿》，洗净了我的灵魂！

帮助周老出书以后，十年来，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这方面，自己的专业也没时间搞了。但是推广周老的书是一种幸福，和大家一起分享周老的智慧是何等幸运的事。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教授在《文化学刊》上的文章（《我赞成周有光》）就说啦：“周老在我心中是伟大的思想家，当今，我也没有见过哪一个人写文章比他写的更好。愿他长寿！”王石先生的评价说出了知识界的心声。周老的人品和学问，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楷模与骄傲。他理应是中国文化舞台上的标杆人物。

王：听说您今年春末，专程江南行，介绍周有光先生的著作和生平，一路很辛苦吧？

张：我今年春季应邀到浙江大学图书馆、常州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以及中科院力学所老专家活动中心讲了四场周有光，题目是《110岁的人文学者周有光和他的精神财富》。所到之处，我强烈地感受到，听众对周老的人格和学问简直达到了推崇备至奉为圭皋的程度。

在苏州图书館一位年逾九秩的长者在我讲话结束之后，一定要我在他当场记录的笔记本上簽字留念，真可谓“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周先生开启了智慧之光，理性之光，他的书，启发民智，我是想，在倡导全民读书、建立书香型社会学习型社会的今天，怎能不读周有光先生的书？读周老书的人越多，读懂他书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

（全文完）

采访者王辛，系中国新闻社资深编辑

本文经张森根先生本人授权后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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