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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王泽比郭敬明还令人不齿?


时间:2017-01-05 04:55:14   编辑:淮安教育网

大帝你好,我是一个在英国留学的本科生,广东人。

从昨天下午开始,我就被“著名漫画家”王泽先生(原名王家禧,笔名“王泽”)逝世的消息刷屏了,帝君也发布了缅怀王泽先生的文章,与此同时,身边许多同龄人也都在借此缅怀他们的童年和青春。

但我看到这则消息时,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感觉不吐不快。因为王泽赖以成名的《老夫子》,其实是一套不折不扣的抄袭之作!甚至比《小时代》还令人不齿!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靠抄袭发家的作者,能够成为被人们铭记和缅怀的对象?甚至大家怀念他时都闭口不提“抄袭”这一原罪?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还在Facebook称之为香港一代传奇??

难道仅仅是因为他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童年的快乐”吗?还是说死者为大??

和许多广东这边的朋友一样,我也是从小看《老夫子》长大的,那时家里买了有几十本,尤其是“水浒系列”让我特别的痴迷。

正因为童年时期奉为至宝,长大后才发现它居然是建立在抄袭的基础上,这种幻灭感带给我的打击是难以抚平的。

所以在提起《老夫子》时,我总忘不了那个晚年潦倒、在病痛孤独中离去的朋弟先生,他才是老夫子的亲生父亲,然而老夫子所带来的荣耀和名利,却被另一个人所独享,也就是昨天被大家疯狂缅怀的王泽!

朋弟1931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艺术创作主要活跃在京津一带,作品更多发表在《新天津画报》、《庸报》、《益世报》、《银线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报刊上。

他笔下的老夫子创造了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遗老少性质的平民形象,新旧事物与观念在其身上强烈地冲突着。这个人物既天真又迂腐,既憨厚又狡狯,既有正义感又喜爱弄些小聪明,通过这一复杂人物多棱镜般地折射了社会的斑谰与荒诞,对于现实生活不无批判精神。

——冯骥才《文化发掘 老夫子出土》

▲ 朋弟所画老夫子

朋弟还为老夫子创作了一个叫“老白薯”的好朋友,憨厚蠢萌。

▲ 这是朋弟1938年初在天津出版的中英对照漫画《老白薯》第一集

后来到了王泽手里,换套上衣,摇身一变,就成了响当当的“大番薯”。

朋弟的《老夫子》流行于1937—1943年,由于人物身上的强烈市井色彩,底层大众看了很有共鸣,乃至于5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的旧书铺花上一两角钱仍然可以买到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影响之广。

但50年代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老夫子这种不符合共产主义的形象就被逐渐剔除了。朋弟最终在文革时期被打为“右派”,被迫弃笔,开始暗无天日的生活,一直到死。

60年代对于朋弟来说是暗无天日的,但对于王泽而言,却赶上了发家致富的好时候。从1962年起,他先后在明报、星岛、天天、快报,电影等杂志刊载《老夫子》,直至70、80年代成为热销。

据说,朋弟在去世前,曾看到过王泽炮制的《老夫子》,那时他病重没钱,躺在床上,表情淡然,默不作声,一生心血被人剽窃,心中苦涩可想而知。

抄袭对原作者的伤害是无以复加的,但更可怕的二次伤害,却是抄袭者的回避与否认。

早在1992年,香港出版人彭志铭(现在香港经营“次文化堂” )主编一本名为《漫画读物》的评论杂志。某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朋友寄来的资料,资料里有大量朋弟创作的原版《老夫子》,他一看,发觉和王泽版本惊人的相似。

彭志铭随后将资料悉数整理发表,指责王泽抄袭,得到的却是王泽之子的否认。

王泽父子

当然,真正把这件事推向大众视野的是冯骥才,他在海外旅行,途径新加坡时,意外发现了似曾相识的《老夫子》,冯骥才生于天津,从小就知道曾风靡一时的朋弟,但一看作者署名却是王泽。

随后冯骥才经过一系列调查后,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发掘 老夫子出土》的图书(就是我前面引用的文段),为朋弟鸣不平。里面详细举证了两版本老夫子的相似之处,从画风、人设、故事、乃至名字。

冯骥才也在书中分析:

王泽生于1926年,朋弟生于1907年,当年朋弟大红大紫之时,王泽正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的美术青年,由钦佩到模仿,直到搬用,并非不可思议。

然而王泽的态度却一直是回避再回避,就算在后来见到冯骥才本人,当冯骥才问他是否认识朋弟时,他就一句:“认识,很熟。”随后一笔带过。

由于时间久远,加上朋弟的后人无力也无心去追究,因此这件事想在法律上让王泽做出回应是不可能的了,加上二人如今都已去世,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算账。

但我想说的是,公道自在人心,人死了不代表你可以把污点也带进坟墓里!

对于创作者来说,知识版权就是灵魂。“死者为大”这句话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我们如果因为王泽的逝去而对其抄袭避而不谈,那么又如何对待早已逝去三十年的朋弟先生呢??

洗白的大有人在,他们认为王泽对老夫子进行了大量的二次创作,将“老夫子”这一形象推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他们的童年是王泽的老夫子,而不是朋弟。

这些我都认,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洗白王泽的理由!

连郭敬明抄袭的时候,都知道换个书名。而王泽,从书名到角色都与原著一毛一样。

郭敬明抄袭之后,至少还完成了电影的跨界。而王泽呢,终其一生除了《老夫子》再无其他。

不可否认《老夫子》之后的走红,甚至成为华人世界的文化标签之一,王泽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一切一切都是建立在不正义的大前提下。王泽的血液里带着抄袭的原罪,他比郭敬明更令人不齿。

在这里我不得不多说一句,虽然近些年有所改观,但咱们国人的版权意识和原创意识真的还是落后太多,写东西的人不在乎,看东西的人更不在乎。大部分人都这么想:“好看就行,我管他怎么来的?”

而国外呢?

2003年,《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被爆出抄袭丑闻,结果马上被停职并接受进行了“进一步调查”,这意味着拿他发表过的主要文章都被进行过地毯式检索,结果可想而知,又被查出了几项抄袭铁证。

布莱尔从此淡出写作界,不久后,他出版了回忆录,结果一共卖了不到1000本,这就是美国读者对他的集体惩罚。

在你国呢?郭敬明的抄袭史都够出一本书了,还不照样被脑残粉捧着活蹦乱跳的。

在王泽逝世之日谈抄袭,也许会被圣母婊扣上不尊重死者的帽子。但引用冯骥才先生的话说:糊涂的往往是现实,清楚的必定是历史。历史是健忘的。如果它还没有记起,我们有责任提醒它。

哪怕,

是在一个不太恰当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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