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育差是因为教授不上课？

| 作 者 | 蔡志栋

| 来 源 | 澎湃新闻

| 关键词 | 本科，教授

| 导 读 | 教授因为将更多精力花在科研上，所以荒废了教学；然而科研压力越大，教学效果越差，那么，让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一开始方向就错了。这还仅仅是逻辑推理。

8月29日，上海召开秋季高校党政负责干部会议，再次明确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并将参与骨干教师激励计划的高校从8所扩大到14所。其意图很积极也很明显：通过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以提升本科教育，甚至，这可以看做是对“钱学森之问”的一个回答。钱学森在病床上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教育者。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个答案：也许因为我们的教授没有给本科生上课久矣。

但是，也许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是，前不久BBC纪录片《中国式教学》风靡全球。最终结果是，“中国班”完胜“英国班”。如果我们的记忆不算差，那应该还记得，时间再往前推，美国代表队在数学奥林匹克上终于首次战胜中国代表队，受到奥巴马的接见。不料，美国代表队是清一色的华裔，令奥巴马以为走错了房间。虽然这些证据不够充分，但的确从一个角度说明，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是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的。注意，这里的杰出人才，绝非考试得高分者，其中也包含了为现代人高度推崇的创造能力。

可是，为什么到了大学阶段，情势却发生了倒转？

原因非常之多。比如，虽然随着以拆迁为象征的城镇化进程愈演愈烈，通过高考鲤鱼跳龙门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甚至，从拆迁获利的角度看，考不上大学比考进大学更实惠，但是，很多情况下，读大学还是改变命运的一条可靠途径。因此，在中国的大地上诞生大大小小的“毛坦厂中学”是不足为奇的。这些中学有个基本特征：严格异常。

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旦进入大学之门，就像千米赛跑终于到了终点，顿时松懈下来；而没有看到，考进大学，才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60分万岁！”在二十年前是一个响亮的、心照不宣的口号，二十年后，它依旧是。多少大学生，在大学里过的是“混”的日子。应该说这种现象，从国内响当当的名牌大学到一般性的院校，都是存在的。

但是，板子是否应该全部打在学生身上？从上海高校的积极举措而言，他们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此即高校教师也要负起相应的责任。我并不否认教师的责任，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种责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无限制滑坡是与高校科研量化管理同时开始的。其中的逻辑是，由于高校要求教师在核心刊物上发论文，获得各类级别的课题资助，否则就不能晋升职称，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于是，高校教师、尤其是高校教授将精力更多的花在了科研上，对本科教学听之任之，导致本科教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对于大学教育而言，真正的主体是大学生本身。只有当他们成为一只一只的鸡蛋时，才可能通过教师的辅助孵出小鸡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不过，仔细推敲之下，这种观点又是可以质疑的。

就本科阶段的教学而言，是否教授、副教授一定就比讲师好呢？未必。按照它的逻辑，教授因为将更多精力花在科研上，所以荒废了教学；似乎讲师就不要科研了。事实上，讲师晋升职称的压力远远超过教授。因此，按照这种逻辑，科研压力越大，教学效果越差，那么，让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一开始方向就错了。这还仅仅是逻辑推理。就现实而言，刚刚毕业没多久的讲师也是经历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获得博士学位的，他们的基础知识不容置疑，他们的经验有限，但很可能比一般的教授还能掌握学科前沿。就年龄而言，30岁左右的博士在精力上以及创造性上，有时候是胜过一般教授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短期内脱颖而出。让他们承担本科教学工作，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并不会在基础知识的教育上打折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本科教学滑坡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学建设扩大，两地办学导致教师没有时间与学生在一起。大学教师班车来班车去，甚至与班车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上课的时间。因此，提出骨干教师激励计划，要求教师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坐班”答疑。这种观点的问题也很明显：它预设了大学没有扩建之前教师是能够与学生充分打成一片，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不过，也许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大学课堂的一个特点就是上课的时候教师来，下课之后教师走。这种走，不是回办公室，而是回自己家。从这个角度看，教师怎么回家的交通方式并不是影响本科教学的一个根本原因，很多时候只是真正原因的替罪羊。而且，相比于二十年前，现今通讯手段的多样化和发达远远超过当时。这就引出了问题的一个关键：只要学生自己愿意学，无论身在何方，他都能够找到教师。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形是什么？

当我们的教师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踌躇满志地准备学生来答疑时，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学生来。唯有考试前夕，学生会通过各种途径来拜访，试图打探考试的具体内容。这些不是我瞎编，而是耳闻目睹，有的还是亲身经历。试想，连正常上课时都会睡觉的学生，怎么会那般好学的去教师那里“提疑”呢？一个补充性证据是，很多真正做出大成绩的人物，往往是通过自身的勤奋好学来获取知识的。李泽厚便曾说过，他很感谢自己大学时由于生病，不必去上课，于是自己在图书馆里汲取知识，很早便达到了高超的水平，在1950年代的美学大辩论中自成一家。

可见，还是那句老话：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教授上课也罢，讲师教学也罢，对于大学教育而言，本质上都是外因。真正的主体是大学生本身。他们才是一个个的内因。只有当他们成为一只一只的鸡蛋时，才可能通过教师的辅助孵出小鸡；如果他们是一块一块的石头，怎么可能通过改变辅导的力量来培养出小鸡呢？而为什么有的大学生宁愿做石头而不愿做鸡蛋？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但是，无论如何，原因不在上课的老师职称太低。但也不能说和教师没有关系：如果教师足够严格，石头倒会变成鸡蛋。这个时候，作为外因的教师反而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很显然，严格与否和教师的职称无关。因此，教授上课并不能必然挽救本科教育，严格的教师却可以做到。

何谓严格的教师？他不仅能够教授基础知识，不容差错，而且，在考试时也不放水，该关的还是要关，而不容私情作祟，甘做老好人……这些都是常识，不必多说。然而，如果所谓的严格只是某些教师的品质，而不是大学的制度，那我们的本科教育还是起色无望。在放水成为某种常态的情形下，严格的教师产生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比如，他的班级会出现三分之一左右的学生不及格，有的学生会气势汹汹质问他为什么关他，因为在别的课上据说他的成绩都是优良，在院系层面，也很可能出现种种难堪的情形……没有制度的支撑，这样的教师很快会被逆淘汰。

受到制度保障的严格教师和技艺精湛的教授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自然希望鱼和熊掌可以得兼，但在必须有所取舍的情况下，舍教授而要严格也。

如此，我们的本科教育庶几有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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