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陶行知是稳重的自由主义者

陶行知是一位稳重的自由主义者，这点在不少陶行知研究者那里是否定的。纵观陶行知一生的言行，这又是个基本事实。之所以对这一判断做出否定，主要还是由于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的概念被简单片面地诠释、理解和传播，将它等同于自由散漫。对于那些不完整了解自由主义和不完整理解陶行知的人，自然难以得出准确的两者之间关系的判断。自由主义是陶行知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陶行知终身追求的理想社会的重要组成，陶行知思想精华部分是自由主义的产物。

纵观陶行知终生的言行，他本质上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是一种认同任何主义存在而又不偏居于某一主义的主义，因此自由主义者必然是多样的。蔡元培以其“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确定了其自由主义的基调，陶行知不同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在诸多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属于自由主义者，只是他们是由激进到温和、稳重的深浅和色彩不同的自由主义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已。

自由主义不是一个系统的学说，而是一种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将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作为底线。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价值及通常说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性质不同的意识形态：首先是出发点不同，自由主义以人类个体为出发点，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本位、社会本位为出发点。其次是遵从不同的逻辑，自由主义遵从“普世主义”的逻辑，注重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博爱；民族主义遵从与“他者”不同或敌对的“特殊主义”逻辑，对同类关爱有着鲜明的边界，采取多重标准对待与自己关系不同的人，强调彝伦攸叙。再就是走向不同归宿，自由主义目标是人类所有个体的自由幸福；中国传统文化的目标是实现本族本群获得优势发展。

一、对陶行知评价的歧义

对于陶行知的评价已有很多，仔细考察不同评价之间不只是有高低远近之分，还有价值内涵之别，一度社会认同率最高的是毛泽东在陶行知逝世时题词所用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951年后对陶行知的批判否定了这一评价，1980年后这一评价又获得越来越多的人认同。1986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时，除了称他是伟大的教育家，胡乔木还提出陶行知是“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2。从陶行知的德、言、功三个方面看与伟大的爱国者是符合的。陶行知从小立下“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的志向，留学美国后，又因他的中国性、平民性很强而婉辞美国友人的挽留，毅然像决堤的黄河，向中国的、平民的土地上“奔流”回来了。回国后他始终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其爱国之情日笃，留下大量的爱国诗文，其中有脍炙人口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也有探讨中华民族出路的理论著述，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爱国之言。陶行知以“为国育才”为自已的职业，为国家培养了了大量栋梁之材。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不顾两度被通缉，冒生命危险，撰写联合抗战救国檄文；组织全国各界救国会，南下两广动员易帜抗战；环行世界联合五洲华侨及世界各国人民抗日救亡，可谓爱国之功卓著。所以说陶行知无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对于民主主义战士，也是没有歧义的，他写过大量民主的文章，主编过《民主》期刊，主张并施行民主教育，他人生最后阶段参与民主活动成为主要的生活内容。对于“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认同的人则较少，主要是由可靠证据表明陶行知读过英文版《资本论》等马克思的著作，但在他留下的著作文本中没有追求共产主义的直接表达，只是周恩来在陶行知去世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3。

其实，在陶行知的人生最后十余年，既热诚地拥护蒋介石作为领袖进行联合抗战，也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及组织有的密切来往，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本身就是他价值取向的最有力证据。相对而言，他离国民党较远，离共产党较近，他的基本立场是民主和宪政，从《新华日报》上的言论看，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立场，陶行制裁与共产党走得更近。

陶行知对布尔什维克在教育上的约束政策是有所认知并有异议的，直言“列宁对于民众求知的自由是不肯放心。天下惟有空气与知识是不可受人限制”并写诗“民愚不可用，大声发起聋；将明惧难制，忽欲闭其聪。好比乡下亲家婆，又要送礼又眼红。”4表达自己的观点，对这篇文章，由华中师大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全集》就没有收入这篇文稿，1991年本人直接参与的由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全集》经过多次反复讨论，收入了该文并加了一个注，胡晓风曾这样表述这件事：“在这种十分紧迫而又匆忙的情况下，我俩心有余悸地在《读列宁传》的注释中加了一句很不适当的话语：即‘书中对列宁的伟大理论和实践多有歪曲’。仅此而已。我为此承担一切责任。所幸这句并不适当的文字，经过再三琢磨终于在2005年6月第2版《陶行知全集》中完全删除了。”5其中的“我俩”是指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陶行知全集》特邀主编的胡晓风和四川教育出版社总编金成林。

再版修订时的原件图片：

此外，还有宋庆龄称他为“万世师表”，徐特立说陶先生“不仅是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是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6

上述所有评价，除了“共产主义战士”与自由主义相容的可能性较小外，其他各种评价与陶行知是自由主义者都不相矛盾。

二、陶行知属于自由主义者的证据

1987年，胡晓风就撰文认为陶行知由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向激进民主主义者，并提出实现这一转变的三个标志。7无论是自由民主主义，还是激进民主主义，他的思想根基都是自由主义而非其他。周策纵直言“杜威的门徒如蒋梦麟和陶行知也是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教育家。”8

1、自由主义是陶行知思想的重要渊源

对于何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不同看法。殷海光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有六条性质：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以及用白话文。并主张只要研究对象在某阶段的思想合于其中之四条即可以算“自由主义”。9这六条中陶行知除了没有对孔子作太多的抨击，其他各条都符合。

欧阳哲生认为殷氏的六条有太过宽泛，将中国式自由主义特征概括为：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中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在社会渐进与激进革命的选择中主张以改良为手段，在科学探索与宗教信仰的对抗中鼓吹以实验为例证，在文化多元与思想一统中趋向自由选择。10

1914年，陶行知在他的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就将“自由、平等、民胞”列为共和的三大信条，强调“共和主义，视人民为社会之主权”“共和主义重视个人之价值”“共和主义唤醒个人之责任”“共和主义与个人以平等之机会”“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11显示出陶行知对个人价值的重视。陶行制主张以教育的方式而非军事斗争的改造社会，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改造教育，这些都显示他与这种对自由主义特征相符。

胡伟希以严复这位“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为例将自由主义概括为：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伦理观上的个体主义、历史观上的进化观以及经济思想上的放任主义，12许纪霖认为“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普遍确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13

无论上述的哪一种界定，陶行知的思想都在其范围之中。陶行知早年受到严复的影响，到美国留学期间受到杜威等人的影响，杜威是自由主义的定义者之一，主张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因此所有个人都应该拥有实现目标所需的基本要件，例如教育、经济机会、遇到无法解决的灾害时的保护，这些是自由主义视野中的所看重的。陶行知回国之后加入“好政府”阵营，在南高师推进学生自治，继之融入五四自由主义核心圈内，推行平民教育，沿着维护人的权利视角进一步深入乡村教育，接着加入人权保障行列，后期成为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使得他的思想如同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点入自由主义触媒，产生新的内容和价值。

陶行知主张：“出头处要自由！……自由是以自己的意志指挥自己的行动。个人自由是以个人自己的意志指挥个人自己的行动。团体自由是以团体自己的意志指挥团体自己的行动。自由这个名词含有自主、自觉、自动、自得种种意义，扩而大之，是要各得其所。自由人是奉头脑做总司令；他的反面是奴隶。他自己不愿做奴隶，也不要人做他的奴隶。放荡不是自由，因为放荡的人是做了私欲嗜好的奴隶而不能自拔。……青年不可假借自由之美名去过放荡的生活；教师、家长也不可假借放荡之罪名去剥削青年小孩生长所必需之自由。……失掉自由，不能成人”。14显然这不属于中国固有的传统，而是来自自由主义。

2、自由是陶行知的终身追求

陶行知1932年4月为自由世界之创建者献诗很能代表他对自由的态度：“做人只做自由人，敲钟只敲自由钟；众生共走自由路，海阔天空路路通。”15这首诗的署名为“不除庭草斋夫”，似乎重在确认作者的自由主义身份。

陶行知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积极在同学中组织爱国演讲，举办爱国募捐，宣传民族和民主革命思想；参与组织举办金大和苏州东吴大学联合运动会，售票集资捐献给军队，作为金陵大学的首批毕业生，陶行知正是在金陵五载成就为一位执着于自由民主，躬行于“知行合一”的自由主义者。

留学回国的陶行知与胡适同样都是以自由主义立身的学人。陶行知与胡适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交往甚密，与汪交往甚密的还有陈独秀。陶行知开办晓庄学校后，校中有了秘密的共产党组织，也有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甚至有共产党员学生质问陶行知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晓庄被封后，他在秘密任《申报》总顾问时，在《申报》“自由谈”栏内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连续发表檄文。

他认定：“生来不自由，生来要自由”，16呼吁“不自由，毋宁死。把自由还给我们！我们要打碎一切枷镣锁铐。我们要撕去夹在我们头上的裹头布。我们要做人的自由：做自己的主人，做中国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我们要创造的自由：创造新的自己，创造新的中国，创造新的世界”。17

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在逝世前写诗道：“主人要说话，公仆摔石头；纵被石打死，死也争自由。”18表明了他对自由追求的终身和坚定态度。

3、陶行知思想精华部分是自由主义的产物

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陶行知就认为“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三大信条也。”19这成为他后来思想发展的基础；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整体上是基于个体的发展而非基于群体本位，他所提出的六大解放、创造教育正是基于自由对专制的反抗；他所提倡的集体教育也是为了个体的更有效发展，所以“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为表示民意，认清路线，共同行动之必要条件。”20

陶行知一生中的代表性贡献，包括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创立、推行试验主义、晓庄学校的创立、山海工学团的创立、不当教育厅长而去创办育才学校、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所有这些关键性的建树都是基于自由主义，抽去了自由主义，陶行知就归于凡俗。

1928年5月15至28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即当时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全国教育会议上，陶行知向大会提交了12项提案，其中《请大学院呈请国民政府划出地方数处献与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理想之学者得以运用科学方法实现极乐世界俟试有结果再行从事推广以收大同之效案》，明确“马克思虽以科学的社会主义名家，但他所谓之科学，多半是书本的科学，而不是试验的科学”，提出给有各种理想的人“一个小的地盘，供他实验”，让各种主义和派别之间的秘密斗争转变为“公开的实验”，21如果陶行知不是自由主义者，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提案。

正因为自由主义的理念，陶行知参与发起创办了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秋天召开的民盟一大，宣布民盟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其神圣使命是“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及其纲领，可视作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大宪章。

没有自由主义，就没有陶行知思想最精彩的部分。

三、对自由主义的偏见导致对陶行知属于自由主义的否认

陶行知属于自由主义，同时他不缺少中国文化传统；他有犀利的批判之剑，又有博爱存心，因而他是一个相对稳重的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自由主义教育家”成为含有明褒实贬目光及偏狭的党派门户之见用词。陶行知与蔡元培都因此受到不公正对待。事实上，近代中国未有比陶行知、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人人格更高尚，更能高瞻远瞩，更具有人文历史的远见卓识，更能高居所有党派门户之上的教育家。

在不少人头脑里，自由主义的概念来自毛泽东1937年9月7日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其中将自由主义描述为：22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显然，毛泽东主要从斗争的立场出发定义自由主义，主要所指的是缺乏原则和纪律的自由散漫，并在此文中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进而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与世界范围内通用的自由主义概念内涵之间存在巨大差别。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和中国数十年的社会环境，使得很多人不敢讲陶行知是自由主义这一基本事实。用“阶级斗争”预设的人群划分法，非此即彼，若承认陶行知是自由主义者，就会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忘记了马克思倡导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或简单对陶行知冠以“左”“右”的帽子，罔顾陶行知具有自由思想、超然独立的高尚品格，他能团结一切人而不依附任何人，一生处世既左右逢源，又左右碍难。陶行知如[德]康德（Lmmanuel Kant 1724—1804)所言：“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24陶行知虽才智过人，但他的高尚品格和处世方法也常使他厄运重重。说出陶行知是自由主义的事实，在禁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引起“左”“右”两方面的同时攻击，乃至社会快速发展及各个方面存在极为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难以招架，这是长期以来，即便有人认同陶行知识自由主义者，却没有人直接说出来的原因。

其实陶行知在世时对这种尴尬局面并不在意，逝世前他写诗云：“我们不机械地/避免左倾、右倾；也不呆板地/站在路中央。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我们的最高主张。”25

对自由主义的偏见始于1951年对陶行知的批判，继之普遍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1957年的反右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到灭顶之灾，构造知识分子“原罪”论，让知识分子从灵魂深处否定自己所受的教育。陶行知曾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中国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受到迫害。

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坚守“君子群而不党”的信念，极其自觉地保持着个人精神和身份的独立性，拒绝直接参政，拒绝成为“组织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自由主义屡屡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打击；从理论上说，由于中国社会向来缺乏理性，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难免缺乏土壤，因而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自由主义更加珍贵。这也是需要更加珍视陶行知自由主义成分的理由。

在对自由主义的偏见没有完全消除之前，陶行知是否自由主义的讨论仍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但基本的事实是不能随意否定的。

资料参考：

1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981年开始从事陶行知研究，曾任《陶行知全集》（川教版）1-12卷专职编辑和编委，现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政策研究。

2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3.

3 周恩来.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A].周恩来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38.

4陶行知.读列宁传[N].申报自由谈，1931年10月22日.

5 出自胡晓风先生生前给作者的邮件。

6徐特立.延安新教育学会致函陶行知先生[A].徐特立文集[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0：271

7 胡晓风.试论陶行知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3）.

8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9：318.

9殷海光.自由主义的趋向[A].史华慈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C].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19-22.

10 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流派之比较[J].中州学刊，1991（6）.

11陶行知.共和精义[A].陶行知全集第1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12-217.

12 胡伟希等.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23.

13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J].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8）

14陶行知.一个教师与家长的答复[A].陶行知全集第2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71-172.

15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

16 陶行知.诗的学校[A].陶行知全集第7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94.

17 陶行知.把自由还给我们[A].陶行知全集第7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088-1089.

18 陶行知.大闹沧白堂有感[A].陶行知全集第7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109.

19陶行知.共和精义[A].陶行知全集第1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13.

20 陶行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方案[A].陶行知全集第3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408.

21 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丁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36-37.

22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N].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4月10日

23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24 康德.什么是启蒙？[A].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

25 陶行知.异于和事老或中间人[A].陶行知全集第7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001.

本文来自《沈阳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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