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情与学分挂钩时，它还能是纯粹的吗？|精选

在读这篇文章之前，你可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爱情需要激发和引导吗？

有些人的爱情是一见钟情，有些则属于日久生情。但无论如何，爱情是一种很隐私的个人事情。

象牙塔里的爱情可能会更神圣，对于不少人来而言是初恋，是青春年华最难忘的回忆，甚至有些人会因此修成正果，迈入婚姻的殿堂。

不可否认，爱的无能和放纵，在当下的年轻大学生中均客观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应试教育体制下，“爱”的知识传授的缺失，让学生们在处理恋爱关系时显得不太成熟，甚至闹出一些悲剧。

但当大学要给年轻人补爱情课、对学生进行情感培养时，甚至把爱情作为一门课程来教学，并予以量化考评时，自然会引发质疑。

正如本文作者所言：对他人感情生活、特别是爱情观念和爱欲行为的过度关注和干预，其本意是善良的，但通过量化考评、学分激励等等可能让“技术控制了人”。如果这样，人生的意义和乐趣还有吗？

疣鼻天鹅在内蒙古乌梁素海上嬉戏（4月5日摄）。每年春天，被誉为“爱情之鸟”的疣鼻天鹅从南方越冬地长途迁徙，返回到内蒙古乌梁素海的繁殖地。远远看去，体态优美的天鹅在水面上游弋、嬉戏，优雅动人。（新华社 尚军/图）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有报道称，鉴于中国的大学教育只重视学习成绩，而忽视对学生情感的培养，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爱情方面还得补课。

为此，一些学校正在采取措施，如浙江大学曾在校内张贴海报，鼓励“大学期间至少应恋爱一次，无论成败”。天津大学工作做得更实，该校由学生社团“鹊桥会”出面组织，特地开设了《恋爱学理论与实践》这门新的课程，参加听课的学生被教授恋爱心理学和恋爱经济学，参加礼仪课程和恋爱心理辅导沙龙，还能与陌生异性进行预先安排好的接触，与异性听讲者结对进行互动练习，等等。组织者声明，听课是自愿的，不过，凡参加的就可以修得学分；只要听讲5次，并提交一份2000字的恋爱观报告，就可以获得高分。

据说，学生对新开设这门课程反响相当积极，报名参加者800人之多；但社会上的反响却比较复杂，有社交媒体用户提出：当爱情与学分挂钩时，它还能是纯粹的吗？

问题提得当然好。既然是对一种美好情感的激发和引导，就不应当用一种过于功利的手段来推动。“爱”的本质特征，要求它必须是一种自发而纯洁的内在感受，而学分则是一种有目的的、可以计算的外在衡量标准，将二者加以捆绑，由此不免产生悖论。但从另一角度看，传授“爱”的知识，使学生们在处理恋爱关系时更加成熟，这也是无可争议的硬道理，因为我们谁也不可否认，爱的无能和放纵，在当下的年轻大学生中均客观存在。

把爱情作为一门课程来教学，并予以量化考评，是否必要、合理和可行，远远不止于在爱情与学分相互抵触、由此而产生的爱情是否纯粹这一点上。似乎还应在情感教育的客观规律、人的价值观念多样性、生活方式多样化上予以权衡。

对青年学生的爱情观和爱的行为方式，作些适度的引导和提示，其出发点是好的。但人的情感产生过程是复杂的，是由人的内在需要、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决定的；此人与某一特定对象的互动，或一见钟情、或日久生情，由此表现出千姿百态的爱情模式。将爱情纳入教学范畴，这门课程的组织者，当然会借用哲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知识，并加以融会贯通，联系学生思想和行为实际，形成系列讲义进行讲授，或让某些不乏正能量的“过来人”现身说法。这是一件颇费心血、很花工夫的事情。学生们听到的，要么是非常正确、无懈可击的理论，要么是一些经过认真挑选、似有这样那样示范作用的案例，由此在他们头脑中装下许多新的概念、条条和框框；也许还有一些古今中外的经典爱情故事、名人八卦等等，至于这些“知识”与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之间，究竟有多少关系，“爱”的知识能否转化为一定的能力？这些效果方面的问题，恐怕不是爱情课程的组织者和创作者们所能预见的。

当然，爱情课程的组织者们之所以下此工夫，是因为学生在爱情观和如何处理两性关系方面，的确存在误区，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引导和矫正。但无论是针对爱的无能，还是针对爱欲的放纵，只能对症下药，分而治之，而不宜笼而统之地进行教学，并用学分作为激励机制，激励大家步调一致地去接受同一种爱情理论，并用相同或类似的模式、方法去“爱”。

也许有人会说，情感教育虽然不能止于说教，但并不能完全排除说教；说教是一个潜移默化、水滴石穿的过程，由此说明爱情课程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然而，课程内容的理性与爱欲的非理性、爱情理论的明白无误与人的实际情感生活的扑朔迷离，二者如何协调一致，恐怕不是书本和课堂上能够说得清楚的。

也许有人还会说，我们的课程并非你所描述的那么刻板和枯燥，因为它还有授课之外的互动练习，即让听课的学生与异性听讲者结成对子，进行模拟性的互动训练。对于模拟性与真实性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姑且不论，两个平时没有任何感觉、甚至完全陌生的异性为“爱”而相互走近、靠拢，其临场的不适与尴尬在所难免；反之，如果一“练”就有感觉、似乎与真实的爱情无异，那不是假戏真做，就是当事人本来就有“桃花之运”。这也许并非爱情教育组织者的初衷。

对他人感情生活、特别是爱情观念和爱欲行为的过度关注和干预，其本意是善良的，即要求理性的文明与非理性的爱欲协调一致。但其操作过程，总是难以逃脱技术层面的窠臼，比如明确定义，规范模式，统一标准，量化考评、学分激励等等。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控制了人。如果人生的一切真的全被技术所控制，那么人生的意义是否还存在？人生的乐趣是否会打折扣？

《智见》转自南方周末，原标题：《爱情是否可以量化教学》。作者周理松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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