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大学?何谓大学精神?这是一个在知识界争论不休问题。如何办好大学,校长起着关键之作用。校长作为大学的掌舵人,其学识眼光、人格魅力和治校才能,决定着大学的命数。民国时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而就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名校长”。他们民主治校、培养通才、注重人格教育的光辉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这些民国校长们眼中的教育在今天还适用吗,他们的教育理念对当下中国建设“双一流”大学是否还有借鉴意义?
(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蔡元培:“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教育主张:“教育独立”、“五育并举“
(蔡元培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北大期间,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张“教育独立”、“五育并举”,提倡教授治校,民主管理。他不拘一格为北大延揽人才,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蔡元培就职后,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用“十六字箴言”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精神圣地”。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胡适:“教育就是要给人提供选择的机会。”
▍教育主张:民主、独立研究、不盲从
(胡适 1946年至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他与蒋梦麟都是杜威的学生。1917年8月,在陈独秀力荐下,从美国学成归来满腹西方民主思想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并通过《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1946年至1948年任北大校长。
在北大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向全校学生动情地说:“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他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与大家 一起反省,这或许可以解读为他一贯的教育思想。
1919年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招收女生,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1946年12月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上胡适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合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和与18位教育界国大代表联合提出的《请政府注意教育问题》的提案。并着重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
胡适对民主的实行,始终是有信心的。他总是提倡要独立研究,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自己的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自己的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
蒋梦麟:“大学要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
▍教育主张: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
(蒋梦麟 1930年至1945年任北大校长)
蒋梦麟,1928年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他认为教育应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蒋梦麟认为,正像西方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旧瓶不能装新酒”。作为新思潮的发祥地,北大既有新精神,便不可不有新组织。犹如有了新酒,不可不造一个新瓶。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创设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 根据教授治校的原则,蒋梦麟于1920年创设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四大部。评议会司立法,行政会议司行政,教务会议司学术,总务处司事务。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评议会、行政会议,为北大首创。蒋梦麟首创的行政会议有点类似于西方民主政体中的行政机关。行政会议及各委员会之委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一半采纳民主的意思,一半采取效能主义。
在蒋梦麟主持完成的这一系列改革中,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北大能够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从而实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使大学真正成为不受政治干扰,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关,并以无畏地追求真理,作为治校的基本准则。
蒋梦麟提出自己的期待:
第一,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
第二,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虽然此后中国在政治上风暴迭起,但北大却在这一批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
梅贻琦:“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教育主张:按教育规律办事
(梅贻琦 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
梅贻琦校长1931年在清华就职演说时强调:“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多方延揽人才,竭力保护人才,梅贻琦的骨子里,有着对办好一所大学最“固执”的信仰:按教育规律办事。梅贻琦对清华的贡献是“搭成了一个好班子”,而非是他自己说的“运气好”,凑巧在一个好班子。从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等大处着眼,这样一个班子、一套体系的运作,自然是成果斐然。
梅贻琦一生几无学术成果,也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任期内,不仅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还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身为一名教育家,这就是梅贻琦的伟大之处。
梅贻琦从1931年到1948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张伯苓:“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
▍教育主张:“知中国”、“服务中国”、造成“现代能力”之学生
(张伯苓 1904年,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成立“私立中学堂”即南开中学)
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他不但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理念,树立了全新的教育目的,即应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学生;而且始终将强烈的爱国主义、科学精神贯穿于教育之中。
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因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竺可桢:“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
▍教育主张:改良社会、服务地方、弘扬道德、发展学术
(竺可桢 1936至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
前不久,一位大学教授对自己的学生说,再过十年,你们如果不能赚到上千万,就不要回来见我(大意如此)。这件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家都觉得他太过分了,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却很少有人能够说出。
对于这个问题,竺可桢有很好的解释。他说:“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这就是说,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为此,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他还说:“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都行。
竺可桢是哈佛大学毕业生,1936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时,他还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充分发展之机会。”
陶行知:“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达到心灵的深处。”
▍教育主张:生活教育;强调以人为本,教育为根,德育为先
(陶行知 1927年3月创办并任校长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
民国时期的教育除了提倡通才教育之外,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
在这方面,陶行知先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所谓学生自治,是对几千年来保育主义教育的反动。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辩公共是非 。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创造教育是核心,民主教育是目标。强调以人为本,教育为根,德育为先,可八个字来阐述。即“实、活、真、创、爱、新、行、人”。陶行知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达到心灵的深处”。我们不难想象,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教师应以真诚的感情对待学生,用情感赢得师生心灵的交融,把每个学生作为有人格、有独特性、有希望的人去尊重、去爱护。与学生心心相印,才能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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