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纪念“五四” 超越“五四”

纪念“五四” 超越“五四”

——2008年5月4日在华中师范大学纪念五四青年节89周年暨开沅杯文化节开幕上的讲话

刚才，王院长讲错了，因为他说要感谢借用我的名字来办这个活动。而我是要诚心诚意的感谢大家，感谢王院长，感谢全体历史文化学院的老师和学生给我这样的荣誉。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吝惜我自己的地方，我这个人心肠比较软，总想做点让别人高兴的事。不要危害社会，要是能给社会提供一点效益就更好了。

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很低，有些人年纪越大，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我觉得， 82岁好像一弹指就过去了，年轻时代的很多雄心壮志都没有完成。说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学者，因为没有完成自己大学本科的学习。后来，政治运动也多，磕磕绊绊的事也多，丢掉的时间太多。再加上我这个人兴趣比较广泛，总喜欢追求那些新一点的领域的探索，所以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都没有能够做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所以严格地讲，自己是学无所成，只能说是作为一个过度时代的人为大家探探路。幸好，我的学生很争气。一般都说是名师出高徒，我把这个话反过来：高徒出名师。因为学生好了，大家才说：“哦！这个老师还不错！”，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情况。我的学生中能够崭露头角的，在各个领域做出一些成绩的，好像还不少。有一年，广东省评“十佳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结果我的学生占了6个。深圳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竞聘，后就变成由我们三个学生的“自相残杀”，这对我对华师都是一个安慰。所以话说回来就是，我没什么了不起的，该用就用，只要你们认为这个名字还有一点用，还不讨厌，这对我就是很大的安慰。

刚才王玉德院长的讲话给我施加了压力，说期望章老师今天的演讲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最好不要期望。你看我把花都摆到远远的，因为我要看着你们大家，看着你们全体，因为我讲话喜欢看着所有的人，不要漏掉任何一个人，一个也不能少。我想和大家共同交流，实际上就是聊天。

今天这个题目，“纪念五四?超越五四”不知道用了多少次了，每次五四都用得上，但是也不是“炒剩饭”。因为每次，我都还有一点与时俱进的思想，而且我今天并不是以一个历史学家，从史学的角度来谈五四。因为今天是一个文化艺术节，文化艺术节就应该轻松一点，活泼一点，所以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历史的过客来看待五四运动的。

首先我们谈一谈五四属于谁。五四属于青年嘛，而且五四永远属于青年，属于中国青年。我也属于五四，我自己把自己定义为“五四之子”，即五四的儿子。我说的这个“五四之子”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从肉体上来讲，我这个躯体甚至我这个生命是五四那代人给的。我父亲是在1898戊戌变法那一年出生的，我母亲是在1900年义和团庚子之变的那一年出生的。他们两个人在五四的前一年1918年结婚，我的哥哥就是在五四那一年出生的。我虽然不是在五四那一年出生的，但是我却是五四那一代人的儿子，这样转一个弯了就成了五四之子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是吃五四那一代人的文化乳汁长大的。虽然我的父亲不是一个知识界的人物，我的母亲的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但是在当时来讲，她也毕竟还读过女子师范。所以，他们的书柜里摆放的基本上都是五四那一代人的书籍。所以像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茅盾等等一些供我父母休闲时看的书我也有所接触，并影响了我的一生。所以鲁迅很早就成为我的偶像，中学时代，因我也喜欢写一些带讽刺性的散文，所以也曾浪得虚名，有“小鲁迅”之称。之后倒霉也在这个地方，人就怕当出头鸟，你明明是一个不通世事的懵懂少年还当什么“小鲁迅”？当时就得罪了一些学校的当局，因文字得祸而被开除了。那时我高三学期还没读完。后来又被开除了一次，人家被开除一次就够了，我却被开除了两次。

我们是吃五四文化乳汁长大的一代，我们不是五四的那一代，但我们是他们的后继者。到了大学以后，根据个人爱好，我又从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等那里的文化乳汁里面吸取了营养。所以，如果要说我们这代人的文化的基因的话，其中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欧美的西方文化以外还包括了俄罗斯文化。但其中更重要的是五四文化，五四文化是我一生都受用的，到现在还在我的血液中流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的纪念五四，又怎样来超越五四呢？讲来讲去，我想五四最重要的还是五四精神。所谓的五四精神，指的就是爱国。就像刚刚王院长所讲的那样,要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的命运,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社会的进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就是两个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和民主,这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五四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时期，特别是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讲，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亮点。我们常常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中国历史上真的有百家争鸣、群星灿烂这种景象的就只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就是五四时期。尽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这么多年，但却还没有哪个时期能出现真正的像五四时期的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刚刚提出，第二年就反右了，也只能是昙花一现。1961，“双百方针”提出时，大家都已经饿得写不动字了，而且好景也不长。有几个书呆子文人弄什么燕山夜话等等，还不到一年，北戴河会议一开，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马上这个弦又绷紧了，什么三家村啊，海瑞罢官啊大批判都出来了。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本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却都被卷进了这个漩涡，都成了批判的对象。我是1964成为中宣部的重点批判对象的，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错，后来证明也确实没有什么错。其实就是钳制思想，就是唯恐有任何一点不满于或者是危害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思想的出现。这是不行的，这也不是一个办法。

这就促使我们反思，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么好，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党，有这么优秀的领袖，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现像五四时期那样的文化的繁荣和文化的灿烂？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也不好，各诸侯分崩离析，就像走马灯一样打来打去，君主也是换来换去。到了秦朝，应该是大一统了吧，丰功伟绩，但是思想被钳制了。五四时期的情况更不好，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备受列强凌辱。但是它却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什么原因呢？理由听起来好像很荒谬：那就是但凡是中央政府不是那么集权的时候，这里说的不那么集权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本来就不是很集权，一种是想集权而没有能力集权，才会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是说追求自由，享受的自由空间比较大。春秋时期的那些诸侯和国君就那么开明吗？根本不是的，但正是因为它的分裂，所以在钳制思想上有一个相对松动的空间。所以人们都起来表达自己，展示自己。五四时期，由于辛亥革命打倒了延续两千多年的清王朝专制主义。旧的政治中心消失了，新的政治中心却还没有形成。袁世凯虽然有志于充当新的政治中心，但是他很愚蠢，他仍然想要恢复帝制，所以他很快就失败了。接下来就是军阀混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两个繁荣：一个是经济繁荣，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了。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帝国主义忙于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控制，中国的市场相对平和下来了。而且是经济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当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操纵和干预时，它就能很好的发展；另一个就是文化的繁荣。所以，令我们啼笑皆非的是，在中国最黑暗，中国人民最痛苦的时期，却反而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

所以历史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要人云亦云，不要按照过去确定的框架来理解历史，那样是很可怜的。五四运动也是一样，五四运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我们应该将它尽量的还原，就像我们说的原生态，原生态是很难实现的，但是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过去我们把五四运动夸大了，拔高了，把它说成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民主主义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共产党领导，但五四初期并没有共产党，五四以后才有共产党。这就是说为了描绘一个图谱，就把这些历史事件一个一个的安插进去。为了验证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的开端，把很多问题都夸大了。就好比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包括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都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最早把马克思传入中国的，或者是说了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可以追溯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一些传教士办的一些报刊中也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在五四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信仰上也不是很明显的分成了几派。

后来辛亥革命失败了，而且败的很惨，因为它的革命的果实并没有被革命党人掌握。所以当时的湖北革命党人有一首诗说：“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非常的悲痛。出于这个原因，知识界开始反思，为什么辛亥革命闹的那么轰轰烈烈，把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主义都推翻了，但是国家的情况，社会的状况却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比过去更加糟糕了，为什么了？所以，五四最重要的不是一般的爱国，而是理性的爱国，是一种充满理性的，深刻的，乃至痛苦的自我拷问，心灵拷问，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进行的一些关于历史关于未来关于自己民族命运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而且还取得了一个共识，即科学和民主，来重新考虑该怎样救中国。

后来历史选择了马列主义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那是后话。正是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出现的五四运动，这里面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但我们不能把五四看作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五四时期那一代人的思想你可能会觉得肤浅。五四的面很宽，但是毕竟它只是一个发端，现在我们的很多研究都更加深入。所以我从来都不赞成把历史当作一个不可逾越的山峰，我们只能仰着看，不应该这样。我们不说俯视历史，至少也应该是平视历史，还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从表及里，从外面到里面。这样来看历史，才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总是可以逾越的。

现在无论从科学来讲，从民主来讲，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现代的科学成就是五四那一代人不敢想像的，我们现在各个领域都有进展，从总体来讲是好的。科学技术就更不用说，现在我们可以把人送上太空，可以上月球，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太空飞行器等等。我们现在的普通老百姓获取了科技知识，对很多科学问题的认识甚至是常识都发展了很多。所以，超越五四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过去我们有两个不应该，一不应该是碰到问题就都把责任推到文化传统上去。一说到贪污腐败，就去历史上找原因。一说到科学技术发展迟了，就说历史文化传统不好。这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这就等于说你自己不正经，还怪你的祖宗害梅毒。这些问题只能说明是你自己的错，是你的制度本身有问题，你还有改进的余地。怎么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到过去了？我们的祖宗很了不起啊！我们的祖宗为我们留下了多少遗产啊！不说别的，光这个旅游打文化牌不就是靠祖宗嘛！

现在说传统文化得不到发展是因为五四运动，一会儿又把五四运动吹的那么理想，好像有人天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好像注定就是马克思主义必胜，其他的各种主义必败。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这个问题并不是这么清楚的。我们的校园中有座恽代英的雕像，恽代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余家菊，这个人后来是青年党。但是他们当时都是一个团体，少年中国协会的成员，那是并没有弄清楚谁是马克思主义，谁不是。而且这两个人后来一个跟了共产党，一个跟了国民党。但是两个人的私交非常好。

（此处省略N个字）

我们现在能够超越五四，也应该超越五四，也必须超越五四。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很好的时期，但是挑战和危机并存，也跟机遇并存。今年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眼前的问题，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是整个人类文明里面的一个带有深层的危机的问题。这些因素在中国都存在，而且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

五四时期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这两大旗帜，是很有道理的。科学，现在真正重视的提倡的不是科学，而是技术。真正的科学家也不赞同目前的这样重理轻文，重物质轻精神。包括钱学森，杨振宁等都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重理轻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当然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过客，我看的很清楚，我只是讲讲而已，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追求。我现在得到的已经太多太多了，但是客观上来讲，这个问题很大，而且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是单凭科技是解决不了的。

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你说科技能解决吗？你能用电脑来做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吗？倒不是说不能用电脑，但是毕竟电脑不能真正的代替人脑。这是需要智慧的，电脑运用的是知识，是技能，但它不是智慧，智慧来源于人的头脑，存在于政治家的头脑里。很多问题都要靠人去解决，但是历史本身也蕴含着很多的智慧。

现在全国大谈解放思想，（此处省略N个字）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享有多少一个解放思想的必要的环境。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在东湖边上有个“鸟语林”，是个很雅致的名字。但是有一段时间，它的名字改为“鸟的天堂”。这是鸟的天堂吗？弄了个大铁丝网，把鸟都放在里面，对于笼子中的鸟来讲了好像是个天堂，因为过去是个小笼子，不能飞，只能在里面跳跳蹦蹦的，叽叽喳喳的叫叫，逗主人开心。当把这个鸟放到一个大笼子里时，它就可以飞了，可以翱翔了，它一下子就好像进入天堂了。但是仔细想想，那并不是天堂，那只是用一个更大的笼子将它网住，它见不到海洋，也不能在蓝天上翱翔，是天堂吗？反过来想，如果我们做一个很大很大的铁笼子把你放在里面，你会觉得是天堂吗？我们在解放思想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有人就是叶公好龙，欲言又止。这个问题不是温家宝，不是胡锦涛不想解放思想，是整个一种文化的惰性，长期以来养成的一种惰性。是很多干部本身自己不把自己解放，解放思想又从何谈起？我现在就是自我解放，所以我还能讲一点道理，还能做出一点研究。要是等着别人来解放你，那就完蛋了。

最近武汉市为辛亥革命大作首义文章，前不久有一家报刊派了一名资深记者来我这里采访，我跟他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我跟他讲的最主要的意思是现在纪念辛亥革命应该不再是强调首义本身，敢为天下先的第一枪精神。现在更应该强调的是第一步，走向共和第一步是在红楼那里；清王朝所代表的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瓦解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一个带有共和性质的政权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一部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约法是在这里诞生的。结果后来发表来是一个简短的消息，令我啼笑皆非，说章开沅先生讲，武汉的这个首义广场办的很好，但是缺少文娱活动，应该加强文娱活动。看到这个报道我是很生气的，人家说章开沅还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权威，结果却说什么要增加文娱活动。所以难怪现在教育部又说要提倡什么唱京剧，跳集体舞。这根本是没有弄到点子上，而且是有意没有弄到点子上，我不相信那个资深编辑连这点水平都没有，他肯定是受到了某种阻碍。后来，市里的领导又来开会，又来谈这个东西，又要我谈，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就说有点顾虑了，我本来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我就把这个故事讲了一下，当然他们也还是希望我能再讲讲的，于是我又把第一步讲了一遍。总强调第一枪有什么意义？我们又不可能再来一个辛亥革命，而且我们也不忍心再来一个辛亥革命，那又是多大的代价啊！天灾人祸，都赶不上一场革命。不可能革命嘛！但是为什么一个民主，胡锦涛可以将，章开沅就不能讲了了？有这个道理吗？我这话是在哪里都会讲的，在哪里都可以发表的，你阻拦的住吗？你一个市报，一个省报，阻拦得住吗？后来阮市长说，一定要把专家的意见原原本本的带到市里面来，后来又在长江日报上辟了一个专版发表了，这个才代表了我的意见。

我们党在创业的时候，跟民众一起，需要民众，发动群众来推翻旧的统治的时候，相对来讲，我们会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当时共产党之所以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的青年来投身革命，这是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享受到了在国民党那边享受不到的自由和当家作主的感觉。但没想到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情况却发生了改变。这里面也有传统文化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部分，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惰性的东西也是有影响的。邓小平曾说过，最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都谈不上。

谈到政治体制的改革，目前我们中央领导最关心也是最焦虑的事情，就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以及利益集团所利用的传统文化的一些惰性该怎样解决。忠是好，可是只忠于一个人了？君臣之纲到现在都还是一个潜规则。自己不当家的时候可以讲民主，自己一掌权就唯我独尊，太多太多了，把一把手看的那么神圣。领导讲个话就是重要指示，重要讲话。我希望不要把我今天的讲话说成是什么重要指示或讲话。我现在不再是校长，我只是一个历史过客，只是一个历史过客做如是云。

（此处省略N个字）我在这里是给大家带个头，就是说该讲的话就要讲，我没有多大的学问，但是很多人会注意我的讲话，是因为我讲了一些很多他们想讲但是没有讲到的话。连年纪比我大，地位比我高，学问比我深的季羡林老先生，都说我们是戴着镣铐跳舞。所以这个解放思想不是一个小的问题，而是一个大的问题。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跟民主有关系了？是因为没有捅破一张纸。汪洋讲过来讲过去，始终没有捅破一张纸。就目前这种思想状态，上上下下，不能说是胡锦涛，温家宝的问题，他们很多问题看得很清楚。这是整个社会和社会风气的问题。

我们现在大家都是自己看不清自己，看别人时很清楚，看自己时却看不到。我也不是说我看清楚了，只能说我年纪比较大一点，经过了几个朝代，我看得多了，也走了很多国家，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要给青年人讲一讲了，因为我寄希望于青年。我过去有一个天真到无知的想法，在文革以后，我以为四人帮消灭了，大家都痛改前非了，共产党都觉悟了，所以我经常想起鲁迅讲的一句话。我们这一代算是完了，但是我们要肩负起黑暗的大门，让青年走向光明的未来。这话讲的很好，肩负起黑暗的大门，我认了，什么黑暗，什么痛苦我们都认了，但我们也够幸运的，至少没有像一些人一样家破人亡了。而且现在还风风光光的，但是黑暗没有消除啊！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现在哪有黑暗啊？现在是一片光明，是太平盛世。我最反对的就是“盛世论”，现在哪有什么盛世了？全世界都没有盛世,整个地球都处在危险和被破坏中间，人类是自己在毁灭自己。过去人们说认为万物之灵，感觉很自豪，现在想想看，人其实是万恶之源，地球上很多坏事都是人干的，而且还是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来破坏的。把科技看的那么重，科技决定主义统治了我们国家。我们好多事都是在做盛世文章，太平盛世，文人就变成了宫廷文人，只能为这个盛世来敲打锣鼓。

历史的前进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旧的黑暗消除了，新的黑暗又会产生。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国民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贪污腐化，现在贪污腐化的普及深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温家宝曾写了专门的文章来谈这个问题，下那么大的决心，费那么大的力气，用那么重的刑罚，却阻止不住。制度的弱点太多空隙太多了，只能眼看着多少亿多少亿的钱往海外流掉。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总会有这样的情况，不要认为历史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会在一条平坦的大道上面走向光明，历史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所以我说自己天真到无知了，一代人怎么能扛起黑暗的大门了？社会的腐败，社会土壤的腐败会产生新的黑暗，而且新的黑暗的载体年轻化了，从“59现象”转变成为了现在的“35现象”了。官僚化，越是级别低的官僚架子越大，级别大的还好一些，比如说温总理，胡书记。没有官架子，让人如沐春风。现在有很多的人都想当公务员，因为它离权力更近一些，这是摆明了的。

现在弥漫在整个社会的就是一夜暴富，一夜成名。这种思想的弥漫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黑暗滋生的一个根源。所以各种各样不正当的手段就出现了，所以任重而道远啊！我的任务已差不多完成了，我可以愉快的告别这个世界了，但是你们却不仅承担着你们这一辈人的责任，还承担着为下一辈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的责任。中国的未来，社会的未来，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都在你们身上。

最近我和日本的一个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我们谈论了很多问题。我们都希望能够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讲一讲自己最想讲的话，也许对后来者还有一点好处。我们的后来者就是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未来，五四是属于你们的，也是属于我的，我不仅是五四之子，我也始终关心着青年。

（转自《章开沅文集》第九卷演讲录，章开沅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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