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高考必备：最新十大时政作文热点素材

1.习近平最近又用了哪些古典名句

（一）“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出处】“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国和澳大利亚虽然远隔重洋，但历史和现实的纽带将我们紧紧连在一起。建交42年来，中澳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两国成为好朋友和战略伙伴，两国人民从中受益良多。

—2014年11月14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澳金融评论报》发表署名文章《开创中澳关系更加精彩新篇章》

【原典】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晋）葛洪《抱朴子博喻》

【释义】志同道合的人，即使隔山隔水也不觉得遥远；志趣相悖的人，即使近在眼前也不觉得亲近。

（二）“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出处】“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澳分别地处北半球和南半球，分属东西方文化，两国关系能达到今天的高度，最重要的经验是双方遵循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以对话增进互信，以合作实现共赢，以交流筑牢友谊。

—2014年11月14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澳金融评论报》发表署名文章《开创中澳关系更加精彩新篇章》

【原典】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释义】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

（三）“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

【出处】 “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正是两国人民源源不断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汇聚成了中澳友好关系之海。我深深感到，中澳关系发展在两国都有深厚的民意基础。—2014年1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题为《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的演讲

【原典】臣闻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十六回“释槛囚鲍叔荐仲战长勺曹刿败齐”

【释义】高大的房屋建筑的建成，不是靠一棵树的木材原料就能做到的；大海之所以辽阔，不是靠一条河流的水注入进来就能形成辽阔态势的。

（四）“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出处】中新关系具有开创性、示范性意义。中新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规划了宏伟蓝图。中新两国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充分展示了两国务实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中国人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毛利族谚语说：“你我篮子在一起，大家生活更美好。”让我们携手合作，谱写中新关系发展新篇章，更好造福两国人民。—2014年11月20日习近平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会举行会谈

【原典】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先秦)《周易 系辞上》

【释义】二人齐心协力，凝聚的力量就像锋利的刀能斩断金属；志趣相投，同心同德的人互相交流，就好比闻到兰花的香气。

（五）“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

【出处】我们要做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好兄弟。“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

中国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中国同太平洋岛国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有着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2014年11月21日习近平在斐济《斐济时报》和《斐济太阳报》发表署名文章《永远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原典】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隋）王通 《中说礼乐篇》

【释义】以权势作标准交朋友的，权势失去了，交情也便随之断绝；以利益作标准交朋友的，利益穷尽了，交情也随之结束。

（六）“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出处】我们要做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当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人民正在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脚踏实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岛国人民也在努力振兴民族经济和推进区域合作。双方完全能够将彼此发展战略对接起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2014年11月21日习近平在斐济《斐济时报》和《斐济太阳报》发表署名文章《永远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原典】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春秋）老子《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释义】圣人是不存占有之心的，而是尽力照顾别人，他自己也更为充足；他尽力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自然的规律是让万事万物都得到好处，而不伤害它们。圣人的行为准则是，做什么事都不跟别人争夺。

2.李克强总理赞誉严复传递三大讯息

据日前的人民日报新媒体报道，正在福州考察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程来到严复故居进行考察。据报道，工作人员说，《政治学》等经典名著都由严复首次翻译引入国内。李克强补充道：还有《国富论》和《论法的精神》。他指着展柜内的《天演论》说，严复的翻译确实做到了信、达、雅，这本书我插队时也读过。

李克强赞誉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

具体而言，李克强总理考察严复故居并赞誉严复，至少向外界传递出了三个方面的讯息。

其一，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开放伟业，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开民智”至关重要，人人“放眼看世界”至关重要。当今，我们有必要在开放先驱博大精神的辉映、感召下，强有力地推进开放进程。李克强总理赞誉严复，并不单纯是对于历史人物的臧否，其更代表了一种导向——当今，严复终生的秉守、追求，并未取得成功，当下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有必要继承、完成严复未竟的事业，有必要人人成为“放眼看世界”的严复。

其二，中国将全方位地向世界敞开心胸，将成为现在和未来，世界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分子。中国的开放事业，历经上个世纪最后20年的风风雨雨，以及新世纪迄今依然不平静的历程，纷争、讼论依然未完全平息。中国走什么路，依然严峻而现实。严复认为，即便尧、舜、孔子生在今天，他们也会向西方学习。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盖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重要的在于：“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

以一颗“中国心”“放眼看世界”，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老子天下、自以为是，汲取人类一切精神养料，吸纳世界所有文明成果，一如严复曾引赫胥黎所言：“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这，或许就是李克强总理吁请所有中国“记住严复”的肇因。

其三，赞誉严复，是一种汲取、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中国的反腐败，目的还是为了开放，为了将中国引向现代文明国家。而，开放的成功，离不开反腐败的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克强总理赞誉严复，着实是在为后反腐败时代、后变革时代的中国计，是在为中国的未来计——在当下大力反腐败的同时，不忘未来发展，筹谋未来发展，布局未来发展，起步未来发展。

这，或许就是严复浮出当今现实水面的深层内涵。(祝振强)

3.公祭日：以国之名悼，以历史之名缅怀

今天，是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今天，站在历史的凭栏处，人们以某种肃穆仪式追忆逝者、缅怀英灵。悼以国之名，祭以民族之大义。

民族劫难，无法因时间消逝而抹去；历史疤痕，也被许多人的记忆存档。77年前，秦淮河畔、金陵城中，一场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屠杀，让三十万同胞惨遭屠戮，让山河为之泣血。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烈的悲剧之一，亦是中华民族永远消不掉的伤痕。

77年过去了，时过境迁，可对那些死难同胞的悼念、追思，却丝毫不能因时间河流的冲刷而淡去光色。与追悼逝者伴随的，还有对这场屠杀关联命题的思考，如民族复兴、和平愿景、人道尊严等等。而这些，都始于对历史的铭记，正如某句名言所说的：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也正基于此，让铭记历史找到一个可倚靠的栏杆，让激越情绪得到一个集中迸发的出口，成了我们“以史为镜”“汲取教训”的方式，也是抚慰逝者的必由路径。

如今，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标注着刻度的日子，能以警钟鸣响，唤醒我们或已沉睡的民族历史记忆，也在传达历史痛感中砥砺我们前行。随着今年2月全国人大对公祭日的立法确认，13亿人民终于得以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用举国同祭的庄严仪式寄托哀思，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共同祭奠中，我们可宣示正义的音量，也凭吊生命的凋零。

要知道，在历史的宏大叙事背后，站立着的从来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个体，他们的苦难指控着每一份指向无辜者的罪恶，也提示着战争的残酷。我们无法轻易将其简单化约为一个抽象的群体，只能把他们经受的人道主义灾难写进史书。

公祭日是为“溯及过往”，更是为了提醒今人：勿忘历史。一如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出发，铭记历史是为了不重蹈覆辙。当然，这不是什么历史宿怨的低回，也非民族主义的发酵，而是让我们能穿透时空迷障，去打探到历史的幽深之处，对灾难进行记忆的温习，进而知耻而后勇，化痛感为前行的动力；究其旨意，也绝非培养什么仇恨，将民族感情矮化为街头泄愤，而恰恰是让我们在是非之辨中，懂得守护和平。

诚然，我们无法穿越到历史现场中去，去亲历、见证那些罄竹难书的恶，可擦拭掉记忆石碑上的尘埃，至少能让历史被看见。它有利于将罪恶的指证存照，据了解，随着国家公祭日临近，新征集的7602件珍贵文物、《南京大屠杀辞典》等著作及大屠杀死难者姓名，都以较为丰富翔实的确凿事实，向世界揭示了大屠杀的真相，也让罔顾公义、企图歪曲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的谎言不攻自破，让为军国主义招魂者无法讳认那一段历史。

“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抚今追昔，默哀致敬，就是为了照亮未来，让未来不必罩上历史悲剧的阴影，能在明亮的路途上走得更远。

而今，我们集体为过往的逝者悼念、缅怀，在记忆苦难的仪式感召中记住那些伤痕，也在民族情感的共振中找到一种奋进推力，既不忘来时的路，更为找到通往未来的方向。

4.“亚洲版奥斯威辛”应被全世界记住

77年前南京那个最冷的冬天不仅应该被中国人铭记，更应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伤痛记忆。12月13日起，时为中国首都的这座城市陷落后的一个多月里，侵华日军血腥屠杀了30多万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强奸抢劫、焚烧破坏，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77年后，中国将首次以国家名义悼念那场灾难中的死者，在13日举行国家公祭。这意味着中国要进一步固化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日本侵华罪行史实，并将其上升为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记忆。

由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决定设立的这个公祭日，将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77年后才来临的以国之名的公祭，正是要与当前一些人的“历史健忘症”针锋相对作斗争，尤其是警示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正视历史，妥善处理现实问题。

南京大屠杀事件被称为“亚洲版的奥斯威辛大屠杀”，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诸多暴行中最集中、最典型的一例。南京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早已将日本军国主义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但一段时期以来，日本右翼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抹黑幸存者，甚至将南京大屠杀诬为虚构，辩称为是为镇压俘虏叛乱，试图将真实的历史记忆彻底抹去。他们还参拜供奉有侵略并屠杀中国人的日本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他们甚至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将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记忆中抹去。不少日本人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却只记得日本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认为二战中日本是受害国而非加害国。否认南京大屠杀及其他战争残暴行为，实际上成为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历史、进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突破口。

中华民族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伤痛，在国家层面集中祭奠死难者，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符，也符合国际惯例。二战后，美国、俄罗斯、波兰等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推出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形式祭奠遇难国民，加强民众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的历史记忆。

令人遗憾的是，南京大屠杀的国际认知度比起二战中的其他一些惨剧，要低得多，没有获得相应的历史地位。

在西方，由于战后美国对日态度的变化及东西方阵营的长期对峙，南京大屠杀历史一直没有引起国际社会足够关注。今天，许多人不了解这场灾难。

今天，欧美国家的一些人对中国在二战中的历史贡献刻意漠视，在中日历史和领土主权争端中采取纵容日本一再破坏战后秩序，这就是新的绥靖政策。这是遗忘历史的表现。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忘记历史必将重蹈覆辙。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将被迫重演历史。

因此，在明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中国举行国家公祭，是对日本右翼的警示，更是要让这段惨痛的历史在全人类的记忆中扎根，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从而维护世界和平。

随着越来越多亲历与见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衰老、离世，以国家公祭的方式掸去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上的灰尘也十分紧迫。

中国人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只有敬畏死者、追念先逝，社会之风俗道德才可以渐渐笃厚起来。在当今中国，举行这样规格的公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的“爱国”等主张相契合，不单是对死难者的祭奠，更是对民族精神的一次唤醒，以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此间观察家指出，中国强化民族记忆的目的不是为了渲染仇恨。正如已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所说：“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5.聚焦传统文化 引发热烈反响

中央电视台2月27日在北京召开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一季）研讨会。

中国现有村庄约60万个，其中古村落约有5000个，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界定为传统村落的有1561个。这些村落大多始建于明清时期，有的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部分村落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从中选取100个以上的传统村落进行拍摄，实地走访，真实记录，一集一村落、一村一传奇，围绕“忠孝勤俭廉，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传统村落的千百年传承，讲述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古今故事。

第一季60集节目于2015年1月1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每晚20点黄金时间首播，目前已播出50多集。节目播出后引发海内外观众强烈共鸣。上海观众赵韬说，《记住乡愁》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维系社群，立规范，建秩序，可供今天大都市中的社区借鉴。深圳观众郝丽萍说，《记住乡愁》是对正在快速消失的中国乡村及民俗文化史诗般的记录，很有史料价值。南非观众陈一凡说，节目每集或以一个村庄，或以一个家族，上溯祖宗之德之源，平叙当世安详和谐，深究根源，娓娓道来，展现了一种安详、和谐、质朴、怡心怡性的乡村生活。

与会专家学者对纪录片《记住乡愁》给予高度评价。古建筑学界专家认为《记住乡愁》是“立体的教科书，现成的博物馆”；历史学者认为《记住乡愁》呈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民俗学者从《记住乡愁》节目中看到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社会学家认为，在传统古村落中留下了许多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宝贵智慧和经验，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6.邹碧华留下的法治遗产

成熟的法治期待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而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萌芽于对专业素养的深耕和对职业伦理的自觉

上周三，上海一位优秀的法官离开了我们，按中国人的传统风俗来算，昨天已是他的“头七”。7天以来，不分南北，无论上下，法官、律师、教授、学生……整个中国法律界都在惋惜他写下《要件审判九步法》的深厚学养，回忆他维护律师职业尊严时发出的不懈呼声，谈论他殚精竭虑操刀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忍辱负重。

如果谙熟中国法律职业发展的个中曲折就自然心下明白，邹碧华身后的哀荣不仅仅是业界向其本人的集体致敬，也是各种法治力量一次不同寻常的和解。尽管分享着共同的知识背景、共同的法治信仰，可这些年法庭之上法官与律师常常势若水火，学院内外理论与实践往往形同陌路，偏见与隔阂深埋在缺乏信任的互相鄙夷中，这种法律职业的四分五裂让人痛心疾首。但是，邹碧华的突然离世，却像是触动了联系着各种法治力量共同的神经，自发地融合成了不多见的同声共鸣。

为什么我们在邹碧华身上求得了最大公约数？

成熟的法治期待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但它从来不是脱胎自华丽空洞的概念，却萌芽于对专业素养的深耕和对职业伦理的自觉。

多年来司法公信力不高，法律职业的社会形象常常被污名化，个中缘由难以回避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职业化之路上的跌跌撞撞。职业化如若效果不彰，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职业素养和职业伦理就参差不齐，结果将导致即使一批批法律人怀抱着法治理想进入这个行业，却会面临“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命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在众人眼中，邹碧华的学识、胸怀、视野和对司法的热情，吻合了人们对成熟法治里一个职业法律人纯粹品格的企盼，他们对邹碧华的致敬也是对自己心中法治的重新确信。

而对于业界来说，这次共同体意识的意外动员，更要归功于邹碧华站在整体的高度与个别陈见拉开距离，由此弥合分歧、达成和解。他清醒地认识到各种法治力量都是为公众输送公平正义的平等一环，唯有珍视这种相生相存的价值纽带，才凝聚起法律职业最大共识、重拾社会对司法权威应有尊重、赢得人民群众对法治未来的真诚信仰。正如他自己曾在一篇博文中写道：“当法官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法庭内就会建立起一种信赖的气氛。当这样的法官多起来的时候，整个司法就会获得受人尊崇的社会基础。”

然而，邹碧华的难能可贵，恰恰反衬出现实中这种职业品格其实并未普遍建立起来。因此，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当邹碧华成为一座为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仰望的高峰时，他所留下的法治遗产，他在无数人心中种下的法治想象，却让我们无法仅仅满足于停留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复查聂树斌案：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缺席

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决定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这一天，最高法此举无疑将重重地载入中国司法发展的史册，也必然会在中国捍卫司法公正的进程中竖立起一座里程碑。

……

“每一个判例，都可能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块基石；而每一次失误，也都可能成为这一信仰崩塌的链条”，极为引人瞩目的聂树斌案，如果最终无法得到公正的审理，如果最终不能公布一个符合程序正义的法律结果，中国的司法将无法托起全体公民的信赖。反过来，聂案进入异地复查阶段，尽管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已经激发了许多失望者的期盼。三年前，南都社论曾经将再审聂树斌案，喻为中国司法面临的自救之役；三年后，最高法指定异地复查，也许可以被看做是中国司法一种迟来的自救。

“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它只会迟到”，但愿这句出自法官休尼特的脍炙人口的名言，最终能在聂树斌案上得到实现。

社科院学者：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

中国社科院学者房宁认为，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好比汽车大还是司机大。人治就是一个经验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线，而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中就是人治。

法治不是终点

……

在中国，和法治建设一样热闹的是关于法治的思想论争。这个论争主要在“要不要法治”和“要什么样的法治”两个层面上发生，但是在这两个层面上都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不论在官方还是在学界，或是在普通民众的理解中，这两个层面都还处于毛坯状态。

我的上述分析角度，是受到康奈尔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於兴中最近出版的《法治东西》一书所启发。这本书提出了被很多人忽略的关于法治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除了法治我们还应该要什么”。这本书有宏大的思想关怀，构建的是关于多维文明秩序的宏大理论，提出了一个超越法治的理想社会图景。

为什么除了法治我们还需要其他力量？於兴中在书中写道：“一个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法治社会只能造就一大堆现世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却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来。”

我在这里只用於兴中的理论来分析上述这件生活琐事。当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时，我们诉诸的终极因素是什么？除了计较功利得失的法治理性之外，还有讲究个人德行、素养、友爱等修为的心性，还有注重虔诚、悲悯和宽容等属于宗教领域的灵性。这些构成了每个人内心的秉性结构。我们在何时何地何事上愿意诉诸哪一种秉性，这对每个人能够获得怎样的人生意义至关重要。

因此，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面临着“法治或其他”的选择。按照我对《法治东西》的理解，只有在“人生必需”的意义上，我们才应该首先诉诸法治。这些必需包括构成人的生存和尊严的基本要素，在法律上往往表述为人的各种基本权利，但对于不构成人生必需或是人生必需中属于无关紧要的内容，我们可以甚至应该从其他角度来考虑。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当我在谈“法治或其他”之时，这种选择只限于普通个体。对公权力而言，除了选择法治别无旁路，因为在不受法治约束的公权力之下，没有人的“人生必需”是安全的。（叶竹盛）

7.贪官悔过书的功利性分析

“我头上缺少党纪国法这根高压线，忘记了为人为官的底线，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这是昨日媒体披露的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内容。落马官员发表忏悔自白，季建业远不是第一个。《法制晚报》记者从近年来的公开报道中发现，至少有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回忆了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最常见的开头是“我是农民的儿子。”有14人这样表述。

每逢贪官落马，在其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之外，还有道例牌菜，就是写悔过书，或声泪俱下地向司法机关和公众表达忏悔之意。这些人搭乘人生“过山车”直达谷底，台上威风八面，台下泪眼婆娑，对比之大，也常是坊间热议的话题。但俗话说“嘴是两张皮，张口不费力”，有时见到其中某些人忏悔得信手拈来，就像在背台词，我都分不清这究竟是他们掩藏已久的真心话，还是备好草稿的表演而已。

贪官之所以爱忏悔，与我们积累深厚的“忏悔文化”恐怕不无关系。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经验，从小做错事怕家长打，怕老师骂，最好主动认错，并积极表达悔恨。悔过不能光嚼舌头，情绪的配合也很重要，因为一般来说，大人面对嚎啕大哭的孩子很难下得去手。如果你很冷静，说明态度还不够诚恳。而如果你挨了训还要笑，就跟我小时候一样，别说老爹不信你真的知道错了，还会认为你完全是在挑衅。

当然，对于贪官来说，《刑法》并没有把悔罪作为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你再痛彻心扉也未必能影响判决。但是，一个把自己摆得较低的姿态会影响社会评价，并有助于改善舆论环境。基于此，对于退无可退的落马官员来说，他可能就有一种侥幸心理，如果我的卑微能让办案人员和外界有一丝恻隐之心，那就应该一试。你也看出来了，无论儿时认错，还是落马后悔过，本质上都是功利的。

从语词的角度分析，忏悔者习惯以“我是农民的儿子”来起头，也透出这种实用主义的心态。强调草根出身，表达的是奋斗之不易，容易为人所同情。此外，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虽有错，本质上还是个好人—瞧，这还是在争取宽大处理。还有一点，拿身份作托辞相比指责制度有漏洞也更为安全。忏悔套路如此相同，以至于观者不能对悔过者的真心与否冀望太高，更别奢谈警示作用。

有意思的是，贪官悔过书还经常被人搬出来，与其此前在台上说过的话作对比，有些就是主抓廉政教育的。我看这种对比倒是更有警示意义，应该多做，看哪些同志打自己脸最重，最不怕疼。

8.媒体评“史上最严”控烟条例：有屋顶就不能抽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烟条例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4月12日，记者在条例实施倒计时50天宣传活动上了解到，届时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将走上街头，开展控烟执法。

近年各地纷纷出台控烟条例或禁烟暂行规定，尽管配有罚则，但执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有的地方几年没有处罚过一个人。原因很多，比如取证难，再比如执法主体不够明确、人员紧张，甚至包括执法者怕麻烦等情况。此外，还屡屡出现拒绝受罚的情形，由于缺少专门控烟队伍天天上街巡查，就算是抓到违规抽烟者，罚款执行起来也难。有业内人士感叹：“有的人吸烟了，等你人来，他烟头已经掐灭了；还有的客人在抽烟，服务员说老板不在，就是不给钱……”确有一些经营场所出于利益驱动，不愿劝阻消费者吸烟。

此次，北京出台的控烟法规，被称为“史上最严”，体现在“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能抽烟”，除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之外，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体育场、儿童医院等场所的室外区域均为禁止吸烟区域。甚至被冠以“目前国内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最为接轨的一部地方性法规”。但是，最严法规要落到实处，仍需要执法有力。

我国香港地区关于控烟的做法值得借鉴：一是处罚金额高。按照香港的《定额罚款（吸烟罪行）条例》，在指定为禁止吸烟区的区域内或在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罚款1500港元。二是欢迎举报。吸烟时间短，“难取证”的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市民举报就凸显了作用，据报道，在2012年，香港的控烟督察共收到约1.8万宗有关吸烟的投诉。所有违例吸烟投诉，控烟办公室都会根据既定程序跟进，向投诉人了解详情，例如违例吸烟的时间和地点，针对投诉内容还考虑日后于个别时段到有关地方进行突击巡查。三是加强巡查。控烟督察的巡查时间除一般办公时间外，也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众假期、晚间和凌晨时分。对于违例吸烟情况较为严重的公众场所，控烟办公室会重点打击，作出更频密的巡查。这些做法并不难参照，如果内地执法部门择其优点，落地执行，势必能发挥良效。

这些年，一些法律法规或公共政策出台，舆论总不忘冠以“史上最严”的前缀。评价法规、政策是不是“史上最严”，不能光看条款，而是更多体现在执行上。有了钢牙利齿，会不会张嘴？张嘴了，会不会咬下去？如果“史上最严”的控烟法规执行到位，真正成为撒手锏，无疑值得期待。

9.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靠谱吗？

突如其来的成名，让湖北农民女诗人余秀华陷入从未遭遇过的一场喧哗。据《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这些天来各路人马纷纷上门拜访，媒体来了，出版商来了……当地有关部门也来了，并“试图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的城市名片”。

这种情形让人既感欣慰又担忧。让人欣慰的是，成名对余秀华来讲终归是件好事，可看作是对她多年来在逆境中坚持写作的一种嘉奖。这既可以给她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也可以带来现实的一些好处。特别是对每月仍在领取60元低保救助金的她，成名可以给她带来必要和实在的物质帮助。让人担忧的地方在于，热议之下，不乏一些不友好乃至于羞辱性的声音。虽然这可说是一个人成名的代价，毕竟余秀华从未经历过这种人生体验，这种过度消费很可能给她带来不小的困扰和伤害。

一个诗人，成名之后引来媒体和出版商竞相拜访，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当地有关部门“试图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的城市名片”的举动，多多少少有将余秀华当作赚取政绩的工具、“消费”余秀华的嫌疑。且不论当地有关部门此举的动机如何，单就此举的可行性来讲就大打折扣。文学艺术类名人或者名作，一般来讲都极具个体特质，很少有什么地域属性。不能用一地“特产经济”的思维来支持文学创作。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有违文学规律。

当然，当地有关部门上门慰问余秀华，这原本不是坏事。就算这是马后炮也好，搭便车也罢，总算是一种迟来的问候。当地若想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的名片，也应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充分尊重余秀华本人意愿。凡事就怕做过了头，如果纯粹把余秀华当作赚取政绩的工具，而不考虑诗人的切身感受，那样也是在消费余秀华，并且可能对她造成新的伤害。

处于当下社会，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新闻热点一波接着一波。余秀华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也可能转瞬就被抛下新闻舞台，这可能是没办法的事情。但对她的善意和尊重，要从多关注她的作品，不过度消费她开始。

10.“布衣院士”的最大魅力是“反季节”

我读了媒体关于中科院院士李小文逝世的消息和评论。对于这位特立独行的“布衣院士”，媒体此前早有报道，我也曾经看过相关的报道，略有所知。不过对于这位院士具体是怎么个特立独行，还是直到今天才真正知晓。

身材瘦弱，一袭青衣、不修边幅、光脚穿布鞋，手里喜欢攥着一个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估计包上还印着“上海”两个字，看起来特别的“反季节”；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才高八斗，学术成就斐然，扬名海内外的大科学家。这样一个“违和感”爆棚的人，怎么能不让人觉得特立独行呢？

由于刚刚读过一篇“金钱颂”，我特别关注了下李院士生前关于金钱的观念。结果发现，这位“布衣院士”也太不给“上帝”面子了。他本是一个完全有能力说“有钱就任性”的人，但他却对学生说金钱的本质是“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留点钱买酒就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愿意把钱拿出来成立奖助学金，资助贫困的青年学生，自己却穿布衣布鞋，一天到晚吃点米粥、咸菜，在社会主义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竟然被医生诊断为营养不良！

如果不是大量媒体的报道，我还真不敢相信在一个几乎全民金钱崇拜、物质狂欢的时代，还有此等奇人，我定会觉得，这是某些部门为了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在塑造典型呢。我还记得此前有媒体报道过，说有某位占据高位的“工程师”，为了参选院士，不惜拿出几千万来打点，并请来“枪手”闭门造车为自己赶制论文。相对于这样的“聪明人”，李小文真是太“奇葩”了。

今天，会来事的“聪明人”是越来越多，实心人和性情中人却越来越少。像李小文这样的，必然会被很多人耻笑为傻气、孩子气、书卷气，一些“理论功底深厚”的人还可能会劝人家要“成熟点”。现在中国人的“聪明”据说已经远播海外，就连老外也会说“别跟我来中国人那一套”，言下之意是，别跟我耍鬼心眼。

不过在我看来，李小文最大的魅力可能也就在于他的“傻气”、纯真的“孩子气”吧，而他之所以瞬间“爆红”，也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缺的就是这个。

我并不反对“金钱颂”。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处于一个铜臭味很浓的时代，实在没有必要为金钱这玩意唱赞歌。我知道一个19世纪末的德国社会学家，名叫格奥尔格齐美尔，写过一本叫做《货币论》的社会学经典著作。这哥们所处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追求金钱至上的时代，不过他的《货币论》通篇讲的就一个意思：金钱是手段不是目的，别把它捧得比生命还重要。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呢？绝对不是强调金钱的重要性，而恰恰是要认识到，这世界还有比金钱和物质更重要的东西。吴晓波的文章里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饿着肚子的思想家，最后只能思想自己的肚子。”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至少我从营养不良的李小文身上看到的，不是这样。另外，如果说李小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例，但你别忘记了我们还曾经走过一个饿着肚子也能思考“哥德巴赫猜想”的时代。

在过去，类似这样饿着肚子搞思想的例子，还有很多，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较稀缺，以至于我们都不再相信这样的事情了。抗战爆发后的西南联大，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正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一个战火纷飞、物资奇缺的时代，产生了无数可观的学术成果：哲学家金岳霖在那个时候写出了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论道》和《知识论》；人类学家陶云逵则冒着战火做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这样的例子，可以在各种回忆录里找来很多，今天的人们可能听了都有点觉得不大真实，可那就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数学家陈景润：“在科学上是巨人，在生活中是孩子。” 我觉得，这句话可能用在67岁便早早离世的李小文身上，也是合适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保持一个纯真的孩子般的心灵，比做一个世故圆滑成熟的人要难多了。真心敬佩李小文院士，老爷子一路走好。（曾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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