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元镐
在武汉大学当插班生时,我们班上的党支部书记龚绍东曾批评过我。因为我曾对他说,在我心里,不仅把我们的导师陈美兰老师当作一位博学的良师,同时也认为她是一位美丽的大姐(大学设导师,同于小学中学的班主任,对全班同学的德智体全面负责)。龚绍东驳斥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绝对不能错了辈份。我的反击似乎更为有力,我说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德高望重,为什么全国人民都喊她邓大姐呢?
1985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招收的首届作家班和插班生班学生进校,插进了83级编为8303、8304班。我们插班生班为三班,作家班为四班。在此之前,中文系已有8301、8302两个班,陈美兰老师原本是这两个班的导师,因为学校对我们特别重视,慎重地安排了陈美兰老师来做我们班和作家班的导师。为了我们这两个特殊的成人班,陈美兰老师可谓操碎了心。早我们两年进校的一、二班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又忌妒又眼红,撒娇说我们把他们的导师抢跑了。
当年我们班共有17名同学,已是省作协会员的有我、陈应松、彭兴国(野莽)、王伟举、宋骥弘、朱华姿、曾静平、吕新琼(石川)。周百义来自河南,为河南省作协会员,入校前,还是潢川县文联的副主席。来自部队的有空军的龚绍东、武汉军区的何三怀。专攻语言学的有李云贵。另外几名同学洪琼、张法德、简兆麟入校后先后也入了会。
2012年10月,陈美兰老师在武大从教50周年,她的弟子从全国各地赶来武汉,为她举办庆祝会。从这天起,我们不约而同地改口称她为美兰先生。会上,美兰先生在介绍我们首届插班生的同学时,不无动容地说,这个班进校时本来是17棵青松,比沙家浜芦苇荡的18棵只少一棵,可惜在校期间有两棵被虫蛀了,夭折了……
其实,美兰先生的心里疼,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自我们班和作家班毕业后,武汉大学以后又招了若干年的插班生和作家班,但心力交瘁的美兰先生从此不再给这些学弟学妹当导师……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对不起美兰先生。我们这个班精力太充沛了,隔三岔五地就要弄点事情出来,让美兰先生招架不住。她无暇顾及其它,一心只想我们安全毕业,平安离校,暗暗祈祷千万不要在考试方面出问题了。可越怕事越有事,我们班一个同学期终考试被挂了红灯。而按学校规定,只要有一门功课挂了红灯,这个学生就不能正常毕业获得毕业文凭。美兰先生菩萨心肠,不知做了多少工作才让这架险些折翅的战机平稳着陆。这个同学的一生得救了,两个班也临近毕业了,美兰先生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毕业后先被分配到江汉油田,后改派湖北省文化厅。领导本来要我留厅机关的,但我吸取了插班武大两年的教训,坚决要求下基层,不走仕途搞专业。美兰先生听说了我的选择,非常高兴,说我的道路走对了。
但我中途还是有了一官半职,被调到文化生活报社主持日常工作,担任常务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辑。时值武汉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我给中文系送上了一箱磁枕,那在当时是一种高科技的玩意,据说有明显的安神降压醒脑明目的疗效。我把礼物交给了兄长般的於可训老师,并特意拜托一定要给我们的恩师美兰先生送上一件,算是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武大弟子的一点孝心。
以后的岁月里,我陆续出了几本书,有中短篇小说集,有纪实文学,也有长篇小说。每出一本书,我自然要呈送美兰先生指正。这里丝毫没有洋洋报喜的意思,我只是想,学生只有奉上劳动成果,才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在送上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下》时,我对美兰先生和於可训老师都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参加湖北省作家协会为《天下》举办的作品讨论会,但於可训老师事后见了我时笑着说他请了假,美兰先生也没有出席,这让我很有几分失落。
我知道,作为国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美兰先生对每一位作家的作品要求都很高,对她的学生自然要求更严格。记得在武大听美兰先生授课时,她就说过一部优秀的传世之作,除了艺术特色外,还必须达到“三度”这个标准:即哲学的高度、历史的厚度、思想的深度。这个衡量作品的尺度让许多作家及作品汗颜。在我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自然不敢忘记美兰先生的教诲,一直在努力用功,把每一部作品都当作是先生布置给我的作业。
师生小聚满堂欢笑。先生居中,被女同学包围。美兰先生听我们叙旧,眉眼间始终含笑,满脸有幸福溢出。先生高兴,我们也很感动,能做先生的弟子,是我们的福份。
珞珈山上,同窗两载,求学两载,同船过渡,五百年修。同学情谊,师生情份难得,既有今生,当有来世,又可止百年千年啊!(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首届插班生班。)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1417期第4版 编辑: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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